第二十八章（第2/4页）

民主制与战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民主制的敌视不仅仅是哲学思考，还变成了实际问题。漫长的战争、苦难和匮乏，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所有战略，以及西西里岛灾难，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归罪于政权的性质和领导政府的人。雅典长期缺少像客蒙和伯里克利那样强势且受尊重的贵族领导人，也缺乏民主制和反对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前411年，领导权的真空似乎增加了政治俱乐部的权力，这些俱乐部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增加了民主制敌人的力量。这些倶乐部的成员和其他有产阶级人士为了维持战争，承担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在战争期间，纳税人群体也萎缩了不少，从战前的大约2.5万名成年男子减少到战争后期的约9000人。

到前411年时，许多雅典人（不仅仅是寡头派）开始考虑对民主制进行一些改良，甚至改换政权。此项运动的肇始者是流亡海外的亚西比德。和以往一样，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个人私利。他非常精明地认识到，提萨弗涅斯对他的保护是转瞬即逝的，他们发生利益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亚西比德不可能返回阿基斯二世统治下的斯巴达，所以他准备利用他对提萨弗涅斯的暂时影响力，赢得安全返回雅典的机会。

亚西比德的第一个步骤是与萨摩斯岛上“最重要的雅典人”（可能是将军、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在“精英人士”（8.47.2）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如果“精英人士”愿意以寡头统治取代民主制，那么他将返回雅典，并带来提萨弗涅斯的支持。这个计谋奏效了，“因为在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感到，亚西比德确实能对提萨弗涅斯产生影响”（8.47.2），于是开始通过使者与亚西比德对话。修昔底德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他认为寡头派运动的始作俑者是雅典领导人：“即便没有亚西比德的影响和诺言，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们和最显赫的雅典人也热切希望推翻民主制。”（8.47.2）

修昔底德此处说在萨摩斯岛的所有雅典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动机，肯定是错的，因为有一位我们知晓名字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斯泰里亚的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从来就不是民主制的敌人。从一开始，萨摩斯人得知有寡头派图谋推翻他们的民主制政权时，便来找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人，这些人“似乎始终特别敌视那些密谋者”（8.73.4）。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僚集合起来，保卫萨摩斯民主制政权，镇压了寡头派叛乱。他们迫使所有士兵宣誓忠于民主制。完全支持民主制的军队罢免了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人士为将军，其中就有色拉西布洛斯。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位忠诚的民主派领导人，在战后则是抵抗和最终推翻三十僭主寡头统治、恢复雅典民主制的英雄。如果修昔底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或者得到的信息有误，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而需要对每一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

色拉西布洛斯与温和派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色拉西布洛斯忠于民主制，他却是萨摩斯岛上支持亚西比德重返雅典阵营的人之一。所以，其他人欢迎这位变节者回来的原因也可能不是他对民主制政权的敌视，而是另有缘由。从一开始，萨摩斯岛上的雅典领导人就分成至少两个派系。其中之一是色拉西布洛斯的派系，修昔底德说他的“观点始终一致，即应当召回亚西比德”（8.81.1）。但这意味着在前412年年末，这位毕生忠于民主制的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制加以限制，至少是暂时的限制，因为只要当前体制还在运转，就不可能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亚西比德本人起初公开表明他对寡头统治的支持，但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真正的民主派可能迫使他淡化了自己的措辞。亚西比德在与萨摩斯岛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已经使自己的立场温和了不少，承诺“如果雅典人不处于民主制统治之下”（8.48.1），就可以将提萨弗涅斯拉到雅典同盟当中。他措辞的微妙变化是对色拉西布洛斯等人的妥协，后者愿意修改政体（贤哲的出现就已经改变了政体），但不愿意走得更远——改为寡头制。

色拉西布洛斯在说服萨摩斯岛的雅典军队授予亚西比德豁免权并选举他为将军之后，便亲自乘船去往提萨弗涅斯营地，接回亚西比德。正如修昔底德解释称：“他把亚西比德带回了萨摩斯岛，因为他认为对雅典来说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让提萨弗涅斯离开伯罗奔尼撒人，将其拉拢到雅典阵营。”（8.81.1）色拉西布洛斯相信，如果波斯和斯巴达仍然保持盟友关系，那么雅典就完蛋了。要赢得战争，雅典就必须争取波斯的支持，而只有亚西比德能办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