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众多“辛德勒”，众多“鲁迪”（第6/8页）

索比波尔暴动部分幸存者合影（1944年），右上角是暴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

从1944年纳粹败退、苏军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开始，为争夺战后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苏联与那时还是盟友的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亲西方的反抗组织继续其“反抗”行动，但“反抗”对象不再是纳粹德国而是苏联及与苏联合作的人。这种“反抗”在波兰又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激烈，因为波兰流亡政府始终坚持“两个敌人”的主张，把苏联和德国都看作自己的死敌。1943年“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期间，12月1日，当丘吉尔要求斯大林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时，斯大林回应说，对此苏联比其他国家更为关切，因为波兰是苏联的邻国，1812年的拿破仑，1914年和1941年的德国，都是通过波兰进攻俄罗斯、苏联的。然而波兰流亡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诽谤、攻击苏联，差别只在他们的诽谤、攻击见诸西方报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和它建立良好关系？对丘吉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方面显然早有准备，斯大林拿出一张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抵抗组织散发的宣传画，上面是一个按照古罗马神话两面神雅努斯样子画出来的恶魔，两张面孔分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波兰人未必知道中国成语“照猫画虎”，但这显然并不妨碍他们“照神画鬼”。那次会议的苏联翻译瓦连金·别列日科夫（1916—1998）记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况：

丘吉尔嫌脏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接过传单，皱皱眉头，什么话也没说就递给罗斯福。罗斯福耸了耸肩，摇了摇头，把传单还给斯大林。

别列日科夫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翻译之一，“三巨头”三次会晤（1943年11—12月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和7月波茨坦会议）他都担任苏联代表团翻译。出于安全考虑，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没有住在美国大使馆，也没有住在英国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三人会晤之前他先单独会见斯大林（那是美苏两国首脑首次见面）并且不带翻译，所以那次会见只有两位首脑和翻译别列日科夫三个人在场。“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来往信件苏联外交部与美、英两国外交部来往信件，也都由他翻译（苏联官方文件用俄文，但附有英译文供参考）。不难看出，对于“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大国的高层交往，别列日科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情人。战后他陆续写了《出使柏林，1940—1941年》（1967年版）、《德黑兰1943：“三巨头”会议内外》（1971年版）、《外交工作岁月》（1972年版）、《同盟国的诞生》（1975年版）、《通向波茨坦之路》（1975年版）等多本回忆录，主要内容后来汇集在《外交史页》（1982年版）一书中。对许多有关问题，如果在西方怎么说之外也想知道苏联是怎么说的，这本书很可一读。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全面反攻，1944年1月3—4日进入波兰以后，就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除了与德军作战的正面战线，还出现一个“第二战线”。在那里他们遭到的袭击并不来自他们曾经担心的被打散了的德军，而是来自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以及反共、反苏的“民族武装力量”、农民自卫队等波兰武装。苏联随军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在红军进入波兰以后写了一系列战地通信，后来结集为《距柏林896公里》出版（书名得自利沃夫的路牌“距柏林896公里”）。那本书就告诉我们，德国士兵具有坚决执行命令的特点，一旦被打散，失去指挥，就不会再做什么。而波兰与俄罗斯历史积怨极深，仇视俄罗斯而亲西方的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把苏联红军看作解放者，而是看作和纳粹一样的敌人。1945年2月4至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再次为波兰流亡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斯大林指责说，正当苏联红军为彻底打败纳粹德国浴血奋战时，这个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却在背后打“黑枪”，已经杀害了212名红军战士，斯大林表示：“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但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他们继续袭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要消灭他们。”眼见气氛不好，罗斯福建议下次会议再讨论波兰问题，并且说：“五个世纪来，波兰问题都让世界感到头痛。”丘吉尔也表示，应该设法使波兰问题今后不再让人头痛。

斯大林并非说说而已，他把对付背后打“黑枪”的任务交给了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部，实际负责的是该部第二号人物伊凡·谢洛夫（1905—1990）。除动用苏联内卫部队外，还在波兰政府里建立了“公共安全部”。被逮捕的反苏地下武装人员大约有25,000名，包括约300名“家乡军”军官，这些人后来不少被送往西伯利亚苦役营，由此不难知道“第二战线”的规模。顺便提一下，1954年苏联内务部改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缩写“КГБ”，即人们熟悉的“克格勃”。谢洛夫是其首任主席，直到1958年。那年12月到1963年2月，他又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PУ，“格鲁乌”）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