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关于内战的话（第2/3页）

确定一场内场是否真的存在，也可能决定了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哪些规定可以适用，这既包括战争进行时，也包括战争结束后，当侵略者受到审判和战犯被确认之时。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同样重大的：来自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上百万美元的人道救助，取决于对成员国国内的战争是否使用“内战”这一标签。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靠你所见的内容识别出内战可能是不精确的、危险的和昂贵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内战的定义，并据此对每一个个案尽可能严格地予以定性。为内战下定义的压力通常与提供这一定义的政治风险成反比：要求精确的压力越高，精确性本身成为政治争议源头的概率就越大。

“内战”这个名字可以为在其他情况下被压制或谴责的暴力形式带来合法性。至少自19世纪以来，如果一国之内的暴力被称为“战争”，而不是叛乱或造反，那么战争的发动者有责任为战斗人员提供保护（也有责任惩罚违反战争法的人）。将一场冲突称为“战争”——即使是“内”战——能够带来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可能随之带来各种外界的支持：经济、法律甚至军事上的援助。例如，回想一下在2011—2012年国际上认可了利比亚内战期间的国家过渡委员会。[8]虽然“内战”一词带有的历史联想也许压倒性地呈现出负面内容，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却是积极的。

现如今的内战概念中包含着一层又一层过去的含义，以及周围关于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论述，它们也构成了独有的重要层次。从历史尤其是罗马历史中，我们明白了内战是重复发生的和连续的。在政治中，内战获得了与文明和主权、叛乱和革命的联系。在法律中，它引发了精确定义内战的努力，以及用法律协议来约束它的尝试。现代社会科学已开始仔细审视内战，将内战视为一个不断累积的全球现象，是时候对其进行整合并且可以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了。这些广泛的潮流在内战概念的洪流中，跨过了许多个世纪，但是也留下了不少断层和紊乱之处。内战成为一个如此备受争议的概念，是因为它可以竞争性地被使用，也因为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逐渐走红，尤其是法学思想家如瓦特尔和利伯，将它作为好战性的标志、干预的信号，或者人道主义法规的推进器。所有这些特点都伴随着内战一直到现在，其不断积累的过去以及关于它的争议的证据，到现在已经太过珍贵，我们对此不能再将就下去了。

内战是一个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摆脱的继承物。我并不是说，人类天生就具有竞争性、贪婪以及好战，或者是说我们将永远保持社会自杀行为——将剑刺入自己腹部，如卢坎可能会描述的那样。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内战是那种不可缺少的概念，一旦发明出来，就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可转移性。它从罗马扩散到世界各地，毫无困难并且没有失去一点它所积累的含义。这个希腊人无法理解的新观念，被罗马人用扣人心弦的历史叙述创造出来之后，到19世纪已经所向披靡。即使是革命性的改变，都无法挑战内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或许只是因为政治本身一直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一种更温和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这一观念获得了令人着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发现的。

历史学家在面对这样的力量时，能做什么呢？也许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一种是试图恢复一些这个词被假设的核心含义，来减少其丰富的含义，使它变得更容易掌握。另一种方式，就是带着它所有的复杂含义重新建构它，来揭示它是如何获得如此多的意义。如我们在最近的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的争论中所看到的，试图用一个单一的定义来限定内战，只会导致更多的复杂性和争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挖掘内战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累积的不同含义，看起来似乎会更好。抛弃第一种方法中虚幻的简单化，也许就能避免那无可避免的复杂结果。

一个哲学家、律师或者一个政治学者，在争论“内战”一词的时候也许只会陷入迷惑之中，而历史学家则会发现机会。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都必然具有情境性和冲突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一个更好的定义，让所有人都同意，而是去探索这些互相矛盾的定义来自何处，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亲历者的经历中升起，那些在过去试图理解其含义的人又经历了什么。

内战首先是一种经历。参与者通常知道他们正身处其中，远早于国际组织来确定内战的存在。然而，它是一种通过语言和记忆折射出来的经历，也通过对过去不同地方发生的内战的记录，和对它们的思考、争论以及对其将再次发生的恐惧折射出来。它是一种被框定的经历（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扭曲的经历），被内战的过去所有传承下来的概念遗产所框定的经历。一旦这个概念出现了，它就变得无法撤销，作为一面可以审视冲突的棱镜，也作为一个武器，人们可以就其重要性来进行争论。内战必须被放在那些被传承和争议的观念里来理解。就其含义进行的争论，将会使它的未来必定和它的过去一样，富有争议性和变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