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关 怀（第8/9页）

“基恩神父 1982 年 5 月到美国为‘美亚法案’（Amerasian Bill）辩论，他经过了多方的努力才争取到发言权。在听证会后，基恩神父要求琼斯作证，琼斯也答应了。”

空军中出现了一些批评琼斯的声音，说：“空军在琼斯的领导下正分崩离析，当他把时间与金钱花在人员计划、人员需求与人员行为上时，空军的基本任务逐渐受到腐蚀。而这些是我持续听到的。有些人说假如他不把时间与精力用在他的人际关系计划上，而用在工作上去推动国会议员赞成空军采购更多的飞机和防卫系统，他在总统决定要砍去 B-1 轰炸机预算时就会更具说服力。”

但是这些批评不能阻碍琼斯去关怀指挥部每一个阶层的部队的决心。对国会山来说，他是一个机敏的观察者，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领导者，他的主要角色始终是关怀下属。

另一个单纯的领导统御中“人道关怀”的例子，是由当时任上校的施瓦茨科夫观察到的，他十分清楚地记得在李维斯基地里他的师长对他的关怀。

“当卡瓦佐（Cavazo）的执行官打来电话时，我从总部的演习回来才两天：‘将军正在去见你的途中。他要和你谈谈你的维修计划。’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维修计划没有问题。我挂上电话，走到窗户旁，看见两辆吉普车停了下来，跟随卡瓦佐的是他的助理师长和士官长。卡瓦佐冲进我的办公室大声说：‘诺曼，陆军这次真的搞砸了。’

“我说：‘长官？’

“‘你会相信美国陆军已经选你为准将了吗？’他大声笑着，抽出正式的晋升名单，那应该是第二天才公布的。他热烈地和我握手，同时两位军官端进来一个蛋糕，上面装饰着一个巨大的红星。我被这庆祝与道贺所感动——但是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要回去告诉我的太太布兰达（Brenda）。”

当晚卡瓦佐到施瓦茨科夫家去拜访他的新准将和布兰达。施瓦茨科夫问他：“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让我的旅休一天假。”卡瓦佐回答：“没问题。”

施瓦茨科夫继续说：“早上 6 点 30 分全旅集合在阅兵场，我登上司令台，通常那是指挥官用来指挥做体操的。‘今天下午 14 时，陆军部将宣布我晋升准将的消息。’我告诉全旅官兵。全旅开始欢呼，我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令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我说：‘任何一位称职的指挥官都知道，当一件好事降临到他身上时，这件好事的发生应归功于在他指挥下的官兵的奉献。我以本旅为荣。’”

在今天这个时代，大量的书籍在探讨领导与管理的问题，所有的军官应该都了解关怀下属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由施瓦茨科夫提供的最近的一个例子：

我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是军民指挥（community command）。对德国而言，这是很奇特的，我们才刚到德国美因茨（Mainz）一个月，布兰达接到邻居一位上尉太太打来的电话，她刚搭载了一位搭便车的人，这个年轻人正在哭。她问他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太太和女儿预计当晚搭飞机抵达法兰克福，他没钱也没地方安顿她们。布兰达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我，我立刻接通第 1 旅旅长。他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但他们是无补助的眷属。”

“那有什么差别？”我问。

“这就是说，他们不在我们的责任范围内。”

“上校，你的一位手下正站在路边哭，因为他不能照顾他的太太和孩子，而你告诉我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你把那个兵的营长、连长找来听电话并且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由于施瓦茨科夫的介入，这件事很快就解决了。他们安排了一个紧急贷款，帮他的家人找了一家旅馆，帮他租了一间公寓，营站福利社、诊疗所和托儿所均对这位无补助的眷属开放。虽然按规定专业四级士兵与上等兵不允许带太太和孩子来，但因为这个家庭已经来了，施瓦茨科夫知道了这事，因此他们受到了照顾。

显然，乔治·布什总统了解到了周到考虑事情的重要性。施瓦茨科夫将军讲述了 1990 年 12 月的一件事，当时他是“沙漠之盾”与“沙漠风暴”的指挥官：“我回到国防部的办公室。布兰达送来一棵有彩灯的小圣诞树，我点亮它，将圣诞歌曲音乐带放入录音机内，几乎快睡着了。那时我听见办公室通往华盛顿的红色电话响了，那是布什总统。‘我没法不在今天打一个电话给你，祝你和所有在你麾下的军人圣诞快乐。’他说，‘我知道你远离所爱的人们，但是我要你知道，我们的心和祈祷与你同在。你知道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我们祈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你同在。’我告诉他我们多么感谢他的来电，并且代表中央司令部全体人员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