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4/40页）

“怎么你一个人？”纳塔利娅平静地问我。“你至少应该把科利亚先带来。”

“他们不在，”我说，“他们的轮船出了点事，只得换乘另一条船，那船载不下所有的旅客。路易莎到了。”

“他们不在！”纳塔利娅喊道。“现在我才看清了你的脸色，你的眼睛暗淡，整个脸都变形了。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上耶尔找他们。”

她摇摇头，接着又道：“他们不在！他们不在！”然后默默把额头扑在我的肩上。我们沿花园小径走去，没有讲一句话；我送她到饭厅，遇见罗卡时小声对他道：“行行好，那些灯笼。”他明白我的意思，赶快跑去把它们吹灭了。

饭厅内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瓶葡萄酒放在冰里，我母亲的座位前面放着一束花，科利亚的座位前面是一些新玩具。

可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不少朋友纷纷赶到我们家里，福格特，泰西埃80，霍耶茨基，奥尔西尼，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来了，有的想打听出事的情形，另一些是表示同情，还有一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劝告，不过大多只是废话。但我不是毫无心肝的，那时我在尼斯得到的同情确实深深感动了我。在命运这种不可理喻的打击面前，人们清醒了，感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我决定当夜赶往耶尔。纳塔利娅要求跟我同行，我劝她留下了，何况气候突然变坏，吹起了密史脱拉风81，它冷得像冰，还带来了暴雨。我得领取法国的入境许可证才能通过瓦尔桥，因此先得找法国领事雷昂·皮勒；他正在看歌剧，我与霍耶茨基上包厢见他，这以前皮勒已听到一些消息，他对我说：

“我无权同意您的要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意味着犯罪，因此我愿意自行负责，给您签发一张需要通过边境的证明，请您过半小时到领事馆来领取。”

到过我们家里的十来个人在戏院门口等我，我告诉他们，雷昂·皮勒已答应发给证件。

“您可以回家了，不必再为什么事奔忙。”他们异口同声说，“其余的事我们会办，等拿到证明后，我们给您办理护照的签证，同时预定几匹驿马。”

我的房东也在这儿，他跑去找马车；旅馆老板愿意免费把马车借给我用。

到了午夜十一点钟，我在大雨滂沱中出发了。这是可怕的一夜，有时风力这么大，马也只得停下；不久以前刚把人们埋葬的海洋，在一片漆黑中几乎看不见了，但它仍在奔腾和咆哮。我们上了爱斯特勒山，雨变成了雪，马磕磕绊绊地行走，几乎在冰上滑倒。赶车的筋疲力尽，几次冷得支撑不住，我把我带的一瓶白兰地给了他，答应给他双倍驿马费，只要求他快走。

这是为什么？我真相信我能找到他们中间哪一个，或者哪一个还活着吗？从听到的一切推测，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出事地点找一下，看一下，搜寻一下残留的物品，会见一下目击者，这才能死心……是的，我需要证实的确已经没有指望，需要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家里，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爱斯特勒山上换马的时候，我走下马车，我的心收缩了，我望着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声痛哭，这旁边不就是1847年我们住过一夜的那家小客店吗？我想起了它周围那些绿叶成荫的大树，现在铺展在它前面的景色依然如故，只是那时一切笼罩在升起的阳光中，而现在天空中有的只是非意大利的铅灰色云层，下面则是白雪皑皑的大地。

那时的情景，那一切细节，仿佛还在眼前，我想起老板娘用兔肉款待我们，里边加了大量葱蒜，冲淡它的臭味，蝙蝠在卧室中飞来飞去，我在路易莎的帮助下用一块毛巾驱赶它们，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湿气流……

那时我写道：“从阿维尼翁起，南方的感觉便明显了。对于一个长期住在北方的人，第一次与南方大自然的接触洋溢着庄严的欢乐感——你觉得年轻了，想唱歌、跳舞、痛哭；一切这么明朗，光亮，愉快，富饶。过了阿维尼翁，便得翻越滨海阿尔卑斯山了。我们在月夜登上爱斯特勒峰，下山时太阳已开始升起，绵延不断的山峦从清晨的雾气中逐渐显露，阳光染红了白得耀眼的积雪的山顶，周围是一片明朗的绿色，还有鲜花，轮廓鲜明的阴影，参天古木和悬崖峭壁，峭壁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而粗硬的植物；空气清澈异常，令人陶醉，显得光彩夺目，铮铮有声，以致我们的话音，鸟的歌唱也比平时响亮。蓦地路一拐，从不大的转角处露出了山麓下一条发亮的缘饰，那便是银光闪闪的地中海。”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