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明祖 【好了，说了这么多……（第3/4页）

“阶级……局限性？”朱元璋低声重复着这个词，就在有人想要硬着头皮出列解释一二时，就见他手臂猛地一抬，一腔话语全堵在了喉头。

“天幕说得对。”他语气平淡，甚至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咱，朱元璋，出身就是淮右一介布衣。放过牛，讨过饭，当过和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才坐到了这把椅子上。

脱不了，也没甚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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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段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与酷烈，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空前严厉、乃至残酷的治吏与肃清。

他出身贫苦，对官吏欺压百姓有切肤之痛，对官僚集团的腐败与欺瞒深恶痛绝。

他亲自主持编纂《大明律》，并颁布法外峻令《大诰》，其中大量案例和惩罚手段极为严酷，令人不寒而栗。他允许百姓持《大诰》绑缚贪官污吏进京告状，一度掀起民间告**潮。

然而，对官僚体系的清洗，很快超出了反贪的范畴，演变为巩固皇权、清除潜在威胁的政治大狱。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 ，牵连诛杀数万人，开国功臣、文武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李善长、汪广洋等文臣，蓝玉、傅友德、冯胜等武将，皆未能幸免。

其株连之广、手段之酷、持续时间之长，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都极为罕见。】

【同时，他对士大夫也怀有深刻的猜忌与羞辱心理。

他动辄在朝堂上对大臣施以“廷杖”，当众责打，摧折士人尊严。他设立“文字狱”，因奏章、表文甚至贺词中的个别字眼而处死大臣，造成极大的恐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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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海瑞却持相反意见：“高皇帝雷霆之威，霜雪之肃，所以惩贪污、儆官邪也。当元季法弛官贪之后，非此无以荡涤秽浊，立纲陈纪。

读《大诰》诸案，虽觉惨刻，然念及贪墨之吏剥民膏髓，其害甚于刀锯。非常之时，必用非常之法。后世吏治渐弛，正缺此等刚猛决断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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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赵翼： “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然亦天下已定，功臣多不法，虑其将来之跋扈，故为芟除，以杜后患。

然如胡蓝二狱，株连死者四五万，亦太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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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铁腕，短期内确实达到了目的，官僚队伍在恐惧中高效运转，贪污现象得到极大遏制，皇权权威至高无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

他成功地将一个可能桀骜不驯的功臣集团，彻底改造为绝对服从的奴才集团。】

【但“恐怖政治”的遗产是极其负面的。它严重破坏了君臣之间的基本信任与共治传统，将关系彻底异化为“主奴”。

它摧残了士大夫的气节与能动性，使得有才华、有抱负的人要么选择迎合，要么选择隐居避祸，官僚体系逐渐变得保守、僵化、唯上是从。

大屠杀也直接导致了建文朝“削藩”时缺乏有经验、能统兵的老将，间接影响了靖难之役的结局。

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皇权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运用极端暴力来清除内部异己。

这种“洪武模式”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明代政治。】

【他是最适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的皇帝。

他对百姓宽厚，对官吏酷烈。

他重视文化教育，又大搞文字狱。

他勤政到令人发指，又猜忌刻薄。

他渴望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百姓安居、道德淳朴的儒家理想社会，但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权术与恐怖……】

【万历十五年里我感觉总结的很好：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将一个大帝国硬套入一个以简单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模型里。

他的制度，企图用最低的成本来管理最大的疆域与人口。这是一种‘数目字上无法管理’的困境。

他的一切努力——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道德倡导——都是在试图维持这个静态模型的平衡。

这个模型初期有效，但缺乏应对商业发展、货币经济、外部环境变化的弹性，最终导致了明代的僵化与内卷。[2]】

【他是伟大的重建者。在华夏文明面临深重危机的时刻，他以惊人的毅力与智慧，驱逐蒙元，光复河山，重建了汉人主导的统一帝国，接续了文明的主脉。

他是天才的制度建筑师，也是短视的牢笼锻造者。

他设计的那套周密已极、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奠定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基本政治框架。

这套体系在特定时期内保障了稳定与效率，但其内在的封闭性、僵化性与对社会的过度控制，也严重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成为中国近代转型迟缓的重要历史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