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19/30页）

最后一张上，他们站在学校大楼正前方，人数变少了，只看得到学校的院墙和窗户的断面。在他们前面，老师们坐在圆椅上，除了那个面色苍白的神父，他们更多都有点像富裕的农民、年长些的亲戚或者坚信礼教父。每个毕业生都系着领带，再也没有一个人把手臂搭在别人的肩上了。他们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样，二十岁了，他把两手交在背后。这样，作为年轻有学问的农民，他将会回到一个不是讲他的语言，而是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里。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乡所在的北方。1938级所有那些斯洛文尼亚农民都在望着前方，连下巴也不用抬一下，仿佛他们虽然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不过作为替代，是别的什么东西。经过了这么些年，我哥哥的脑袋变得沉重了，那只健康眼睛变小了，眼角犹如刻上去的。惟独那只瞎眼鼓得又圆又白，仿佛它向来都看见的更多。

我们这个家很奇怪，听到的几乎只是父亲的童年故事。说来说去（尽管没有人亲身经历过，一切无非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要么是那个如今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的孩子当年夜游时如何出洋相——一天夜里，当其他人还坐在桌旁聊天时，他从床上爬起来，夹着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又回到床上，开始大声嚷嚷着好冷啊；要么他常常接连几天没有记性，四处跑来跑去，最后终于找回家了，然而却不敢进屋，而是黎明时在屋外打扫起院落，这既是周日之前的习惯，又成了他回来的信号；或者他还幼小时动不动就发起怒来。有一次，他被一个人激怒了，从房间里跑出来，抱起他几乎都拖不过门槛的半根树干，直冲那个人而去。当然，接着他把树干砸向人家两脚的架势，就更加让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亲喜欢让人给自己叙述关于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样一些传说（往往是他的女儿扮演叙述者）：这时，他不是露出会心的一笑，就是眼泪汪汪的，或者又紧握起拳头来，仿佛当年的愤怒还一如既往地持续着。最后，他就像那个赢家一样，目光扫过这一圈人。

与之相反，关于哥哥的童年，我的脑海里仅仅留下了一个轶事的记忆：据说有一次，他和姐姐肩并肩跑过林肯山村长长的街道，从头到尾，没完没了地给她讲着屁话，一刻也不停息。再说吧，也就只有那桩伤心的事：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到了十七岁，他才作为行动者出场了，动身进了边境彼岸的农业学校。然后在第一个假期里，他就像个发现者一样，迎向这个家了。他不单单发现了种植庄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发现了一件事：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被德语潜移默化了，到那时为止，不过是他的方言而已——这整个地区的方言。然而，它现在成了他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笔记里，而且也在书信和便条上习作的书面语言。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绳，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夹着纸条和铅笔的小词典，即便是后来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这本词典也依旧与他形影不离。而且其他家庭成员要与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里，还是面对当局，或者在火车上终归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亲当然不愿意，母亲也不可能，姐姐当时一声不吭，因为失恋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还没有出世呢。尽管恰恰是亲生母亲对斯洛文尼亚语几乎一窍不通，然而，就在最初从马堡写来的那些信里，这种语言对他来说则意味着“母语”，而且他给这个词前也加上了“我们的”（“我们的母语”），并补充说道：“我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能规定我们是德意志人。”几乎已经成人的他离家出走了，况且是自觉自愿，和我不一样。他在外国找到的根本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语言。经过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话以后，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发言人登场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条上写的，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文字游戏者（有一张相片与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间，礼帽歪戴在脑袋上，一条腿支撑着身子，另一条伸得好远）。就这样，他也是这个家第一个不思乡念家的人，无论如何，在南方上学期间如此，紧挨着“大城市马堡”的学校成了他的另一个家。而且也正是他，从一次游历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中带着那个后来被处死的造反农民格里高尔·柯巴尔的故事回来了：“柯巴尔”，一个刻写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见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当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礼书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到17世纪末，上面记载着那个人的身世。他后来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