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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

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

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