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第13/32页）

“不，请进来吧，”我对她说，“我并没有在做什么。”

退休以后，我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确实，退休的好处就是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知道把辛苦和名利都放下了，心里感到很轻松。然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客厅——偏偏是客厅——一定是心不在焉了。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父亲灌输给我的观念，一个家里的客厅是专门留着接待重要客人，或祭拜佛坛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能被日常琐事所玷污的。因此，跟别人家相比，我家的客厅总是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我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定下规矩，但孩子们小的时候，除非特别吩咐，平常是不许她们进入客厅的。

我对客厅的尊重可能显得有点过分了，但你必须知道，在我成长的那个家庭——在鹤冈村，从这里乘火车要半天——我在十二岁前是禁止进入客厅的。那间屋子在许多意义上都是家庭的中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下，我凭着偶尔匆匆瞥见的一两眼，在脑海里构想客厅内部的情形。日后，我仅凭匆匆几瞥的印象，便能在画布上再现一副场景，令我的同事们称奇，这个本领大概也要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在我性格成形的那些年里，无意中对我艺术鉴赏力的训练。在我满了十二岁后，“商务会”就开始了，我发现自己每星期要进客厅一次。

“我和增二今天晚上要商量事情。”父亲总是在晚饭时宣布。他说这话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饭后自己前去报到，二是警告家里其他人，那天晚上不得在客厅附近发出声音。

吃过晚饭，父亲就进了客厅，大约十五分钟后再叫我过去。我进去时，房间里没有灯光，只在地板中央竖着一根高高的蜡烛。在那圈烛光里，父亲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后面放着他的那个木头“商务箱”。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烛光里，我坐下时，明亮的烛光使房间的其他地方都处于阴影之中。越过父亲的肩膀，我隐约可以看见那边墙上的佛坛，或壁龛周围的几件装饰品。

父亲开始说话。他从“商务箱”里取出厚厚的小本子，打开其中的几本，指给我看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他一直用那种慎重的、严肃的口吻说话，偶尔会停住话头，抬起头来，似乎想求得我的肯定。每到这时，我便赶紧唯唯诺诺：“是的，是的。”

不用说，我根本就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他满口行话术语，列举冗长复杂的计算，并不因为对方是个小孩子而有所迁就。但我似乎也不可能请他停下来详细解释。因为我发现，我被允许进入客厅，是因为他认为我已经年岁不小，能够理解这样的谈话了。我感到羞愧，同时提心吊胆，担心他随时会要求我说点什么，而不只是唯唯诺诺，那样就露馅了。一个个月过去，我并没有被要求说更多的话，但我还是终日惶惶不安，担心着下一次“商务会”。

我现在当然明白了，父亲从来就没指望我听懂他的话，但我始终不能确定他为什么要让我经受这样的折磨。也许，他是想早早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希望我日后能接管家族的生意。

或者，他觉得我作为将来的一家之主，应该参与所有的决策，因为那些决策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我成年以后。那样，当我继承一个不尽完美的企业时，就没什么理由可抱怨了——父亲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吧。

我记得，十五岁的时候，我被叫进客厅参加另一种会议。客厅像往常一样点着高高的蜡烛，父亲坐在烛光中央。可是那天晚上，他面前放的不是商务箱，而是一个沉甸甸的陶制烟灰缸。我觉得迷惑不解，因为这个烟灰缸——家里最大的——平常是专门给客人用的。

“你把它们全都带来了？”他问。

“我照您的吩咐做了。”

我把怀里的那堆绘画和素描放在父亲旁边。纸张大大小小，大部分都被颜料弄得皱皱巴巴，放在一起显得乱糟糟的。

我默默地坐着，父亲查看我的作品。他拿起一幅画，仔细看一会儿，然后放到一边。那堆画看到一半时，他不抬头地问道：

“增二，你确定你所有的画都在这儿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张没有拿来？”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起头，问道：“嗯？”

“可能还有一两张没有拿来。”

“那么，毫无疑问，增二，没有拿来的那些画正是你自己最骄傲的，是不是这样？”

他又低下头去看那些画了，我就没有回答。我注视着他查看那堆画作。一次，他把一张画举到烛火前，说：“这是从西山下来的那条小路，是不是？你画得非常逼真，这是不用说的。正是从山上下来的景象。画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