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21页）

在小木屋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传统的美国以艾拉·林戈尔德的形式显现在我眼前。艾拉所讲述的，关于爱与恨的并不全然明晰（或不重复）的倾诉，激起我崇高的爱国热情，渴望直接了解纽瓦克以外的美国，触发了我那些已被点燃的同样是天真儿子式的热情，这激情在我的青春期早期曾被霍华德·法斯特和诺曼·科温的思想所促进，此后则被托马斯·伍尔夫和约翰·多斯·帕索斯小说而持续一两年。次年我去看艾拉时，暑日将尽，苏塞克斯山上的夜晚开始有些冷，天气是宜人的，我就往壁炉里的熊熊火焰上添加木块，是我那天早上在烈日下劈好的，艾拉则小口地喝装在他有缺口的杯子里的咖啡，他穿着短裤，旧篮球鞋，和他在部队时穿的已褪色的黄绿色T恤——那样子再像不过一名伟大的美国童子军团长，受到男孩敬重的大个子，可以靠自然供应生存，吓走狗熊，保证你的孩子不会淹死在湖里——他不停地讲朝鲜，声音是抗议和厌恶的，在国内任何其他营地你都不太会听到这种声音。

“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可这正是人们在说的。‘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杜鲁门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进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都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位法西斯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不是这个国家的不公平现象。不是，问题竟在于共产党！这个国家有五千名黑人被处以私刑，却从没有一个私刑执行者被控有罪。这是共产党的过错吗?自从杜鲁门进了白宫满嘴谈论黑人民权以来九十名黑人被私刑处死。这是共产党的过错，还是杜鲁门的司法部长好克拉克先生的过错呢，他在美国法庭上对十二位共产党领导人采用了残忍极刑，为他们的信仰无情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可到了极刑者身上，却一个手指都不抬！对共产党宣战吧，派兵去和共产党作战吧——在世界各地，你每到一处地方，第一个死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却是共产党人！第一个为黑人，为工人而斗争的……”

这些话我从前都听过了，一模一样的话，听了很多遍，到了我度假这周要结束前，我真等不及要离开他的声音传播范围快回家去。这一次在小木屋度过的时间不像头年夏天我所感受的那样。对于他认为自己是如何投入了每一阵线上的战斗，他感觉已如何妥协了他的大胆独立，我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想象中我的英雄还在走向领导广播界反对《红色路线》反动分子的斗争并将取得胜利——我理解不了加深了艾拉愤怒正义感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和他日渐加深的失败和孤立感。“为什么政治上我这么做?我做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是正确的。我要做些事情，因为该去做。我才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内森，对我从前同志的懦弱，我感到坐立不安……”

头年夏天，即使我还不够有驾照的年龄，艾拉还是教我开他的车。到了我十七岁时，我父亲抽时间来教我开车，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艾拉·林戈尔德8月里已赶在他前头教过我了，一定会伤他的感情，于是在父亲这里我就装着不明白在做什么，装着学开车对我是从没接触过的新鲜事。艾拉的1939年雪佛兰车是黑色的，双开门小客车，真是很好看。艾拉个子实在太大，看上去像是马戏团里的人坐在汽车的一个轮子上，第二年的那个夏季，他坐在我身边让我开车，我觉得好像是开车带着一座纪念碑，一座为了朝鲜战争狂怒的纪念碑，一座纪念反战之战的战争纪念碑。

那车过去是某人祖母的车，艾拉1948年买下来时只开过一万两千英里。前进三速自动变速，倒档在第八档左上方。两张独立前排座，后面的空间正好够挤下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太舒服。没有收音机，没有加热器。要打开通风窗，需按下一个小把手，挡风玻璃前就跳出帘子，上面有纱窗把昆虫挡在外面。相当经济。不通风的窗装有独立手柄。座椅面装饰着鼠灰色绒毛，那个年代的车都是这样。脚蹬板。大行李箱。行李箱底板下搁着备用轮胎和千斤顶。有点尖的散热器护栅，发动机罩装饰上有一片玻璃。真正的防泥板，又大又圆，独立前灯，像两个鱼雷，就在流线型散热器护栅后面。挡风玻璃雨刷是真空装置，你一加油门它就会慢下来。

我记得车里的烟缸。就在仪表板中间，两个乘客之间：一片修长漂亮的塑料，下面装着铰链，朝着你来回摆动。要启动车子，就旋转外面的一个把手。没有锁——不出两分钟就可以把车子搞坏。车篷两边都可以开。方向盘的质地并不光滑闪亮，而是纤维质地，喇叭只在中央。起动器是个圆形橡胶小踏板，颈项处镶着一圈波纹橡胶。冷天启动需要的阻气门在右侧，左侧是个叫做节气门的东西。就我理解这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贮物箱上放着嵌入式上发条的钟。油箱盖恰好在一侧，乘客那侧车门的后方，像个盖子能旋下来。要锁上车子，就按一下司机这侧车窗上的按钮，从车里出来时，拉下旋转把手再把车门关上。如果你在想别的事情，就会把钥匙锁在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