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的继承者（第4/14页）

可是同样的两个人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就变得沉闷了，老是绷着脸，狡猾，老气横秋，又爱攻击别人。母亲听不到时，她们喜欢对我说：“你就用那把梳子梳头吗？我们以为是给狗用的呢！”要不就说：“你们就是用那个来擦盘子的吗？”她们会弯腰察看锅盘，不停地刮，刮下自从上次她们来访后积聚的最后一片黑渣。无论母亲说什么，她们都报以足够使人晕倒的微笑；她的直截了当，蛮横粗暴，让她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好快速而无望地对她眨眨眼，好像面对一道残忍的强光。

她说的最善意的话是最没有道理的。埃尔斯佩思姑妈能够凭听觉记忆弹钢琴；她会坐下来弹她知道的几首曲子—《我的美人在海上》和《去小岛的路》。母亲主动教她识谱。

“那样你就可以弹出真正动听的曲子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拒绝了，她微妙地、不自然地笑着，好像有人主动要教她打台球似的。她到外面找到一块荒了的花圃，跪在地上，在午后的烈日下，薅杂草。“那块花圃我再也不关心了，我已经放弃了。”母亲轻描淡写地，从厨房的门里大声说，带着警告的语气。“除了那种单调的虎耳草，花圃中啥都没有种，不管怎样，我要尽快拔掉它们！”埃尔斯佩思姑妈继续锄草，像没听见一样。母亲一脸恼怒，最后放弃了话题，她实际上已经坐在了帆布椅子上，向后靠着，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做，只是愤怒地微笑了大约十分钟。母亲惯于单刀直入，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则擅长迂回，撤退，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悄然无声，牢不可破。她把她们像蜘蛛网一样推出她的视线；我很清楚。

回到詹肯湾的家—我和她们度过了漫长的暑假—她们精神饱满，膨胀得好像被浸泡在水里似的。我可以看到发生的变化。我也以些许叛逆的痛苦告别了我母亲的世界里那些严肃的、持怀疑态度的问题，无休止但显然不受重视的家务，捣碎的马铃薯里的硬块，令人不安的想法，代之以她们的工作和玩乐、安慰和秩序、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礼节。在她们家里，要学习一整套的语言。那里的交谈有许多层次，什么事情都不能直接说，每一个玩笑都可能是绵里藏针。母亲的不赞成是不容分辨的，像阴沉的天气；她们的不赞成则像细小剃刀的割伤，令人困惑地夹杂在善意中间。她们有爱尔兰人那种用顺从和尊重装饰嘲弄本质的天赋。

邻近农场上有一家人的女儿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律师，他们家为此感到很骄傲。他们带他过来，介绍给大家。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刚烤完面包，擦洗了银器，为这次拜访专门拿出了手绘的盘子和珍珠手柄的小刀。她们给他吃蛋糕、奶油脆饼、果仁面包和水果馅饼。他是个贪吃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不知所措，只好用吃东西来缓解紧张情绪。他拿起整个蛋糕塞进嘴里，蛋糕被弄碎了，糖衣沾在胡子上。晚饭时格雷斯姑妈什么都没说，就模仿他吃东西的样子，不断地夸张着，发出狼吞虎咽的咯咯声，形象地从盘子里抓着食物。“哦，律师啊！”埃尔斯佩思姑妈优雅地叫着，从桌子对面倾身问道：“你一直—对乡下生活—感兴趣吗？”在她们对他展现的绝妙礼节后面，我感觉有些毛骨悚然—那是一种警告。他不是自以为了不起吗！那是她们轻轻说出的最后的谴责。他自视高人一等。他们不是自命不凡吗！虚荣和做作真是无处不在。

她们反对的不是能力。她们在自己家里，在我们家里，认可能力。但是应该把它或多或少隐藏起来。她们对野心抱有警觉，因为有野心就得经受失败，有让自己受愚弄的风险。最糟糕的事，我推断，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被人们嘲笑。

“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对我说，“你叔叔克雷格在瓦瓦那什是最精明的，是最受爱戴和尊重的人之一。他可以竞选立法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进内阁。”

“他没有当选吗？克雷格叔叔？”

“别傻了，他从来没有参加竞选。他不想出名。他不喜欢。”

这就是在我看来十分神秘和新奇的暗示：选择无为，到最后会证明比有为更明智和自重。她们喜欢拒绝选择的人们，拒绝婚姻、职位、机会和金钱。我的表姐，露丝·迈克奎恩，住在杜伯敦，获得了读大学的奖学金，因为她非常聪明，但是她在考虑之后还是拒绝了。她决定待在家里。

“她宁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