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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你到底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不知道。”我说。我这声音听起来也像是从方位不明的场所里传来，同那足音一样不受任何空间的制约。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慢慢擦汗。汗水在我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又凉又硬的膜。“真的说不清楚，到底干什么了呢？”

雪眯细眼睛，伸手轻轻触摸我的脸颊，指尖又软又滑。与此同时，她像嗅什么气味一样用鼻子“嘶——”地深深吸气，小小鼻翼随之略微鼓涨，仿佛有些变硬。她紧紧地盯着我，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1公里之外注视自己。

“不过是看见什么了吧？”

我点点头。

“那是说不出口的，是语言不能表达的，是对任何人也解释不清楚的。可是我明白。”她偎依似的把脸颊贴在我脸上，一动不动地贴了10秒或15秒。“可怜！”她说。

“怎么回事呢？”我笑道。本来并没心思笑的，却又不能不笑，“无论怎么看我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可为什么总是被卷进这种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中呢？”

“噢，那是为什么呢？”雪说，“别问我。我是孩子，你是大人嘛！”

“的确。”

“但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我不很明白。”

“软弱感，”她说，“一种无可奈何地被庞然大物牵着鼻子走的心情。”

“或许。”

“那种时候大人是借酒消愁的。”

“不错。”

我们走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畔以外的另一间酒吧坐下。我喝马丁尼酒，雪喝柠檬汽水。一位长着一副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般高深莫测的面孔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钢琴手，面对一架卧式钢琴默默弹奏基本乐曲。顾客只有我们两个。他弹了《小星团》，弹了《但不是为了你》，弹了《佛蒙特州的月亮》。技术无懈可击，但兴味索然。最后，他弹奏了肖邦的一首前奏曲。这回弹得十分精彩。雪鼓掌时，他投以两毫米的微笑，随即转身离去。

我在这酒吧里喝了3杯马丁尼，然后闭目回想那个房间里的光景。那似乎是一场活生生的梦——大汗淋漓地睁眼醒来，舒一口长气说“终究是场梦”。然而又不是梦，我知道不是梦，雪也知道不是梦。雪知道的，知道我看见了那光景。风干了的6具白骨。它意味着什么呢？那缺少左臂的白骨莫非是狄克·诺斯？而另5具又是何人呢？

喜喜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恍然记起衣袋里那张在窗框上发现的纸片，赶紧掏出去电话亭拨动号码。没有人接。铃声仿佛垂在无底深渊中的秤舵，持续不断地呼叫不止。我返回酒吧，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如果能买到机票，我明天回国。”我说，“在这里呆得太久了。休假是很快活，但现在觉得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也有事要回去处理。”

雪点点头，似乎我开口之前她已有预料。“可以的，别考虑我。你想回去就不妨回去。”

“你怎么办？留下？还是同我一道回去？”

雪略一耸肩，说：“我准备去妈妈那里住些天，还不想回日本。我提出要住，她不会拒绝吧？”

我点下头，将杯里剩的马丁尼酒一口喝干。

“那好，明日开车送你去马加哈。噢，再说，我也恐怕还是再最后见一次你母亲为好。”

之后，我们去阿洛哈塔附近一家海味饭店吃最后一顿晚饭。

她吃龙虾。我喝罢威士忌，开始吃牡蛎。两人都没怎么开口，我脑袋昏昏沉沉，恍惚觉得自己吃牡蛎时便可能酣睡过去，而变成一具白骨。

雪不时地看我一眼，饭后对我说道：“你最好回去睡一下，脸色很不好看。”

我回房间打开电视，拿起葡萄酒自斟自饮。电视上正在转播棒球比赛，杨基茨队对奥里奥尔队。其实我并不大想看棒球比赛，只不过想打开电视——作为一种同现实物相连接的标识。

我喝酒一直喝到困意上来。突然想起那张纸片，便又拨动了一次号码，还是没人接。铃声响过15遍，我放下听筒，坐回沙发盯着电视荧屏不动。威弗尔德进入击球位。随后我觉得有什么刮了我脑袋一样，是有什么。

我边盯电视边思索那究竟是什么。

什么与什么相似，什么与什么相连。

我将信将疑，但值得一试。我拿起那张纸片走到门前，将迪安写在门上的电话号码同纸片上的电话号码加以对照。

完全相同。

一切都连接上了，我想，一切都已连接妥当，惟独我不晓得其接缝位于何处。

翌日一早，我给日航售票处打去电话，订了下午的机票。然后退掉房间，准备开车把雪送到她母亲在马加哈的小别墅。我先给雨打电话，告诉她今天因急事回国，她没有怎么惊讶，说她那里供雪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可以带雪过去。今天从一早开始便意外地阴沉下来，随时都可能有暴风雨袭来。我驾驶那辆近来常用的三菱“矛骑兵”，像往日那样边听广播，边沿着海滨公路以120公里的时速一路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