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5页）

当时我到此地还没多久——第三夜或第四夜吧。之前好一阵子我就已经听说摩根住在上海，不过由于我在圣邓斯坦跟他从来没有特别的交情——除了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所以我没有特别花工夫找他碰面。不过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听得出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找他，谈到最后，我答应当晚到法租界一家旅馆跟他见面。

我在灯光昏暗的旅馆会客厅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毕业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的人，看他变得苍老肥胖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们亲切寒暄时，我尽量不在说话的声音里泄漏这个看法。

“真奇怪，”他说，拍拍我的背，“好像才没多久。不过从某些方面看来，却又恍如隔世。”

“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他继续说，“前一阵子，我收到了丹麦佬埃默里克的信。记得他吧？丹麦佬埃默里克！多少年没他消息了！看起来，他现在是住在维也纳。老埃。你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我说，尽管我心中只能唤起某个男孩的模糊印象，“老埃这家伙！”

接下来约莫半个钟头，摩根的嘴巴几乎没阖过。牛津毕业后，他直接到香港，然后十一年前在怡和洋行谋得一职便搬到上海。后来他搁下自己的故事，提起别的事：

“自从这里不太平了，你不会相信，我为司机的事伤透了脑筋。原来当班的在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炸死了。再找了一个，竟然是个混混。不时就说帮派里有事就跑掉，每次要出门都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到美国人的俱乐部接我，满身都是血，别人的血。连句抱歉也没说，中国人都是这样。我受够了。可是接下来的两个，根本不会开车。有一个还撞上黄包车，把车夫撞成重伤。我现在雇的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让我们先祷告我们能平安到达。”

我完全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说要跟他去别的地方。不过我并不想挑他话里的毛病，他马上又转到别的事上头，告诉我旅馆所受的物资短缺之苦。他透露说，我们见面的那个大厅原先灯光没那么暗：战争让闸北区的工厂没法送灯泡过来，旅馆里有些地方，客人还得摸黑。他还指着厅里另一头为舞客演奏的乐队里，至少有三位乐师只是在装模作样。

“他们其实是门房。真正的乐师有的早已逃离上海，有的被战斗波及而丧命。尽管如此，他们装得还满不赖的，对不对？”

经他一挑出来，我看了看，装得实在一点都不像。有一位满脸写着无聊，连琴弓都没靠在小提琴上；有一位只是茫茫然握着竖笛，张着嘴巴，瞪着周遭正牌的乐师，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等我夸他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因为他在虹桥区的寓所太靠近战区，住不安稳。我为他必须放弃住所表达了同情之意，他的情绪忽然一变，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让我想起昔日同班那个抑郁孤单的男孩。

“那里也算不上家就是了，”他说，眼睛看着手上的鸡尾酒，“里头只有我，还有来来去去的用人。老实说，不过是个又破又窄的屋子。怕被战火波及——那只是个借口，让我有个好理由把它丢开。这个又破又窄的屋子。家具全是中国式的。坐哪里都不舒服。养过一只画眉，可是后来死了。我住这里比较好。离交际场所近多了。”他接着看看表，把饮料喝光，又说，“哪，别让他们等。车子就在外头。”

摩根的态度里有个微妙的地方——他催得理所当然，让人不知道要怎么拒绝。再说，那时候我才来不久，习惯让不同活动的东道主接来带去。因此我跟着摩根走出屋子，不久就跟他并排坐在他的汽车后座，驶过法租界热闹的夜生活区。

才开车，司机就以毫发之差，闪过迎面驶来的电车，我以为这又要让摩根唠叨找不到好司机的问题。可是他现在忙着想心事，静静凝视车窗外飞过的霓虹灯和中文招牌。路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想套出他要带我去的地方：“你不觉得我们会迟到？”他看了看表，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们都等这么久了，不会介意再多等几分钟的。”接着他又补上一句，“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之后车子又走了一阵子，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车子一度转向一条小街，两侧的人行道上挤满窝在一起的身影。在街灯下，我看到他们或坐或蹲或睡倒在地，相互挤靠在一起，街心只留下足以通行车辆的空间。这些人老少都有——我看到婴儿在母亲怀里睡觉——他们的财产全放在身边：破烂的布包、鸟笼，有的还有推车，上头堆满了家当。这样的景象我已经看惯了，不过那天晚上我看得心里很沮丧。那些脸孔大半是中国人，不过到了街尾，我看到成群的欧洲小孩——我猜是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