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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不能再这样往下想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只要克默里希的腿往右偏这么十公分，只要海伊再往前屈下五公分……

沉寂在蔓延。我要说话，而且一定得说话。因此我就跟他说起话来了，我对他说：“伙伴，我本来并不想杀死你。如果你再跳进这里来，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只要你也通情达理的话。可是从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活在我头脑里的逻辑联想，使我下了那样的决心。我刺向的，正是那个联想。可是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同我一样的人。以前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步枪，而现在我才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你我之间共同的东西。原谅我，伙伴！事情我们看清时总嫌太晚。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些可怜的人，你们的母亲也和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我们都一样怕死，也一样会死，一样会痛苦。原谅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要是我们把这些步枪啊制服啊统统都抛掉，那么你也会像卡钦斯基、克罗普一样是我的弟兄。把我二十年的生命都拿去吧，伙伴，站起来，再多拿一点也行，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了这条命我该去干些什么。”周遭很宁静，除了啪啪的步枪声以外，前线一片沉寂。子弹密密地飞过去，他们不是漫无计划地乱放一气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了射过来。我这就跑不出去了。

“我会写信给你的妻子，”我急促地对那个死人说，“我会写信给她，她一定会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我会把我告诉你的事情统统都讲给她听，她不会受苦，我会帮助她，还有你的父母和你的子女……”

他的军服上衣敞开了一半。皮夹是容易找到的。可是我踌躇着，没有去打开它。那里头有个本子，上面有着他的姓名。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许我还能把他忘掉，时间自会把它、把这种情景消灭的。可是他的姓名却是一根钉子，它会打进我的心里，永远也拔不出来。它有一种力量，永远能唤起这种情景，这种情景常常会回来，站在我的面前。

我犹豫不决地将皮夹拿在手里。它从我手里滑了下去，掉在地上打开了。几张照片、几封信散落出来。我把它们捡起，想要重新放回去，可是我所承受的压力，十分捉摸不定的情况，饥饿，危险，跟死人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使我丧失了信心，我要快一点解脱，要加剧这种痛苦，从而结束这种痛苦，正像一个人用一只痛得难受的手去猛击一棵树，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有几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是那种业余摄影者拍摄的狭小照片，背景是一堵爬满了常春藤的墙。除了照片，还有几封信。我把信抽出来，试着看一看它们的内容。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它很难辨认，而法语我也不怎么懂。可是被我翻译出来的每一个字，却像一枪打进了我的胸膛，又像一刀戳到了我的胸口。

我的头脑受到过度的刺激。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怎么也不敢像我原来打算的那样写信给这些人。那不行。我再一次看了看那些照片，她们分明不是有钱的人。我不妨不具姓名寄点钱去，要是今后我能够有点收入的话。我就抓住这一点不放，至少这是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嘛。这个死人跟我的一生已经联系了起来，因此我必须每件事情都做到，每件事情都应承，为了拯救我自己。我不假思索地立下誓言，说我只是为了他和他的一家人而生存下去。我苦口婆心，试着去抚慰他，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怀着这样一个希望，用这个办法我可以赎救自己，也许还可以开脱这个罪责，这是个小小的计谋，只要能让我逃生，以后我会来照办。所以我就把本子打开，慢慢地念道：杰拉尔·杜瓦尔，排字工人。

我用这个死人的铅笔，把地址写在一个信封上，随后突然间把所有的东西赶快都塞回他的军服上衣里去。

我把杰拉尔·杜瓦尔这个印刷工人杀死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印刷工人，我胡乱地想着，当一名印刷工人，印刷工人……

到了下午，我镇静了一些。我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姓名再也不让我手足无措了。那阵疯狂劲已经过去。“伙伴，”我对这个死人说道，可我说得很沉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可是如果我能够走得出去的话，伙伴，那我一定要跟这件事情进行斗争，它把我们两个人都给摧毁了：从你那里，夺走了生命，从我这里呢？也是生命。我答应你，伙伴。它将再也不会发生了。”

太阳西斜了。我又乏又饿，昏昏沉沉的。对我来说，昨天像是一片迷雾，要从这里出去我还是毫无希望。就这样我便打了个盹，起初也不知道夜幕即将降落。黄昏来临了，我似乎觉得它现在来得快了。还有一个小时，要是在夏天，那还得有三个小时。现在还有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