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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厂长和伊利亚斯、帕克兰沿着流水线继续走，有的工人抬起头来，有的工人转过脸去。有几个人和他们打了招呼，尽管不多，扎列斯基也知道，他们看到的大多数工人——不论黑人、白人——都是满脸厌烦。他嗅出了一种愤恨与不安的气氛。这种情况在工厂中会不时发生，有时候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是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好像火山终究要喷发，只不过是找一个最近的火山口罢了。他知道，社会学家把这称为“对非自然单调的反应”。

工会委员一脸严肃，仿佛是在说，他去跟管理层谈判，纯属履行公务，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感觉怎么样？”马特·扎列斯基问他，“现在，你再也不用在流水线上干活了？”

伊利亚斯回答得简略：“不错。”

扎列斯基相信他。外面的人到汽车厂参观，经常会觉得那里的工人已经适应了噪声、气味、高温、持续的高压和千篇一律的工作。马特·扎列斯基就曾听到过那些参观者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都已经适应了，大多数都乐意干这种工作，他们不会想做别的工作的。”这些人把工厂工人说的就好像是动物园里被关着的动物一样。

每当他听到这种话时，总是想大喊：“孩子们，别相信这话！那是假话！”

和大多数在汽车厂工作的人一样，扎列斯基明白，没有几个长期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会把这当作终生职业。通常，他们在找这份工作的时候，只是将其视为临时工作，直到有更好的出现为止。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好工作总是遥不可及，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最后，终于跳进陷阱。这是一个双层陷阱：一层是工人自己的担当——婚姻、子女、租金、分期付款；另一层是汽车厂的工资，相比其他工作算是高的。

但不论是高收入，还是好福利，都无法改变这份工作糟糕透顶、消磨意志的本质。看上去，似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身体上很吃力，但最严重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日持续地做着这般死气沉沉、单调乏味的工作。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缺少一种成就感，他从没真正造出过一辆汽车来；他们只是制造零件，或者组装配件——给螺钉按上垫圈，固定金属条，拧上螺丝钉。而且总是一模一样的垫圈、金属条、螺丝钉，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没完没了。而工作环境——包括这铺天盖地的噪声——导致沟通困难，友好协作更是天方夜谭。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人尽管感到愤恨，但也坚持忍了下去。有些人甚至因此精神崩溃。几乎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工作。

这样说来，流水线上的工人，好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一心只想逃跑。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旷工也是一种逃跑；罢工也是一样。两者都能给人以刺激和快感，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获得片刻解脱——这就是眼下的主旋律。

即便是现在，副厂长也能认识到，这一旋律可能无法扭转了。

他对伊利亚斯说：“记住，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我要让这件事赶快了结。”工会委员没出声，扎列斯基又说：“今天对你来说，应该是有好处的。你想要的都已经获得了满足。”

“并不是所有的。”

“所有重要的。”

对话的背后是他们俩都明白的现实：逃离流水线的路径之一，也是有些工人的选择，就是通过选举，在工会里取得一个专职岗位，然后等待机会晋升到汽车联合工会的管理层。伊利亚斯就是这么一路走上来的。但是一旦当选，这个人就成了“政治人物”，为了生存必须再次当选，在两次选举之间，必须要像政客一样巧言令色，讨好选民来支持自己。一个工会委员周围的工人就是他的选举人，而他则必须不遗余力地去取悦他们。伊利亚斯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扎列斯基问他：“纽柯克这个人在哪儿呢？”

他们已经走到了早晨“流水线事件”的事发地点。伊利亚斯朝一片空地点头示意，那就是流水线工人吃饭休息的地方，摆着几张铺着塑料布的桌椅，还有一排供应咖啡、软饮料和糖果的自动售货机。地面上画着一条线，以代替围墙。这会儿，只有一个人待在里面——是一个身材结实、棱角分明的黑人，看着刚下到车间的三个人，手里的烟卷正冒着烟。

副厂长说：“好吧，叫他回去工作，其他的你也都要告诉他。之后，让他来找我。”

“行。”伊利亚斯说。他越过那条线，微笑着和纽柯克在同一桌坐下来。

弗兰克·帕克兰已经径直走到了那个年轻黑人的身边，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因为早晨的事离开工厂。帕克兰诚恳地和他交谈起来。起初，小伙子一脸不自在，不过没过多久就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点了点头。领班拍着小伙子的肩膀，朝伊利亚斯和纽柯克的方向做了一个手势，而那两个人还在桌子那边坐着，脑袋凑在一起。这个年轻的流水线工人再一次咧嘴一笑。领班伸出手去，小伙子稍微犹豫了一下，握住了这只手。马特·扎列斯基心里纳闷：不知道换作自己，能不能像帕克兰一样处理得如此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