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9/36页）

从外表看来，他的性格总是内向的。他最喜欢独自一人漫步穿过圣安托万北郊，穿过菜园和葡萄园，穿过草地。有时他晚上不回家，一连数日失踪。到了用棍棒惩罚他时，他总是忍受着，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关禁闭，不给吃饭，惩罚性劳动，都不能改变他的行为。他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半邦索库圣母院的神学校，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他学了点拼写，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收获。他的老师认为他是弱智儿。

相反，加拉尔夫人则注意到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特点，这些才能和特点即使不说是超自然的，也是很不平常的，例如：他从不像小孩那样害怕黑暗和夜，任何时候，人家都可以叫他到地下室去拿点什么东西，而其他小孩即使拿了一盏灯也不大敢下去；或者，人家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叫他到仓库去拿木头，他从来不掌灯，但又能认清道路，立即拿来所需要的东西，从不拿错，从不跌跤或撞翻什么东西。当然更加奇特的是，他能透过纸张、布料、木头，甚至透过砌得牢牢的墙壁和关闭着的门看过去的本领，这一点已经由加拉尔夫人证实过。他脚不进卧室，就知道室内有多少小孩，并且是哪些小孩。花椰菜尚未切开，他已经知道菜里藏着一条毛虫。有一次，加拉尔夫人把钱藏好（她换了个地方），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格雷诺耶还没找上一秒钟，即指着壁炉横梁后面的一个位置，一瞧，果然钱在那儿！他甚至能望到将来：能够在一个人来访前很久就预告此人的来访，或是在天空里尚无一丝云彩时即能准确地预告雷阵雨的来临。所有这一切，他当然不是看出来，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他嗅觉越来越灵敏和精确的鼻子嗅出来的：花椰菜里的毛虫，横梁后的钱，隔几道墙和几条街的人——这些对于加拉尔夫人来说，即使她父亲那次用火通条打她时没有损伤她的嗅觉器官，她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她深信这男孩——虽然智力差——一定有第二套视觉器官。由于她知道，有两套视觉器官的人会招来灾祸和死亡，因而她觉得他极为可怕。当她想到自己同某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此人具有一种天赋，能透过墙壁和横梁看清藏匿得非常隐蔽的钱，这时她觉得更加可怕，难以忍受。在她发现格雷诺耶具有这种可怕的本领后，她就想办法要把他打发走。后来时机终于到了，大约在格雷诺耶满八岁时，圣梅里修道院未说明任何理由，停止付给抚养格雷诺耶的费用。加拉尔夫人也不去索取。出于礼貌，她又等了一个星期，然而这笔钱还是没有送来，她就牵着这男孩的手，带他进城去。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鞣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鞣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干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夏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一件事。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的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