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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穿长统靴的小伙子正在菜园里和那个帮助洗碗的女佣谈情说爱，”苏珊说，“在那些被风吹拂着的晒洗衣服下面。”

“风儿吹拂的声音像是一只老虎在喘息。”罗达说。

“那个人脸色青黑地躺在水沟里，有人割断了他的喉管，”奈维尔说，“结果上楼梯的时候，我都没有力气抬起脚来去踢那棵让人无法忍受的苹果树，它那银白色的叶子僵硬地挺竖着。”

“树篱上的那片叶子，尽管无人向它吹气，却在瑟瑟地抖动。”珍妮说。

“在那个太阳晒得灼热的角落里，”路易斯说，“许多花瓣正在浓绿中浮游。”

“在埃尔维顿，园工们拿着他们大扫帚扫了一次又一次，而那个妇女坐在桌子前面正在写信。”伯纳德说。

“现在，正如从缠得紧紧的线团里抽出一根根丝线一样，”路易斯说，“我们相会在这里，回想着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伯纳德说，“出租马车驶到大门口，我们都把崭新的帽子往下拉拉，遮住眼睛，为的是不让别人看见我们那有失男子汉气概的泪水；然后我们就坐上马车，驶过街道；街上，连那些女仆都在看我们，而我们的名字全都用白漆写在箱子上，向着全世界宣告我们要去上学了；在我们的箱子里，全都装着按规定要带的几套衬裤和袜子，在上面，我们的母亲预先为我们绣上了我们的姓名缩写。那就像我们从母亲身上第二次分娩啊。”

“然后就是兰波特小姐、卡婷小姐和巴德小姐主宰了一切，”珍妮说。“这几位非凡的女士戴着雪白的皱领，有着石头般的面色和莫测高深的神气，紫晶石的戒指宛如一尘不染的蜡烛、暗淡迷蒙的萤火虫，在法语、地理、算术课本上晃来晃去；还有地图，铺着绿色台面呢的餐桌，以及摆在一个架子上的一排排鞋子。”

“铃声按时响了，”苏珊说。“姑娘们一边嬉闹，一边咯咯地笑着。椅子在地毡上被不时地拖来拖去。不过在一间阁楼上，可以望见一片蓝色的风景，一片远方的原野，尚未被那种严密控制的、不自然的腐败生活所玷污的景色。”

“笼罩在我们头上的迷雾消散了，”罗达说。“我们紧紧地抓住那些衬着碧绿的叶子、在花环上沙沙摇曳的花朵。”

“我们起了变化，我们变得互相认不出来了，”路易斯说。“暴露在所有这些互不相同的光线底下，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们也都是那样地互不相同）全都像夹杂在空白空间里的强烈斑点，陆陆续续显露出来，就像一滴酸不规则地滴在一块印版上。我变成了这样，奈维尔变成了那样，罗达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样子，伯纳德也有了变化。”

“之后，一条条小船儿从淡黄色的树枝下面划过，”奈维尔说，“而伯纳德在以他惯有的漫不经心，迎着大片大片的浓绿、迎着成幢成幢的古老坚固的宅第行进的时候，让我身旁的一个土堆给绊倒了。在一阵情感的冲动下——风从未那么猛烈，闪电也从未那么突兀——我抓起我的诗，我把我的诗狠狠地掷在地上，我把门砰的一声在身后甩上。”

“可是我呢，”路易斯说，“当我看不见你们的时候，我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撕掉一页日历，然后向一班船舶经纪人、粮食零售商和保险统计员们宣告：十号，星期五，或是十八号，星期二的黎明已经在伦敦降临了。”

“那时，”珍妮说，“罗达和我穿着鲜艳夺目的盛装抛头露面，我们脖子上戴着凉爽的项链，上面镶嵌着几颗无价的宝石；我们跟人点头，跟人握手，面含微笑，从盘子里取上一片三明治。”

“老虎在腾跃，燕子在世界另一端墨绿的潭面上点湿自己的翼翅。”罗达说。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正呆在一起，”伯纳德说，“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团聚在这个特定的地方。我们被一种共同具有的、深沉的感情所吸引，加入了这次圣餐。我们可不可以为了方便起见，把这种感情称为‘爱’？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称为‘对珀西瓦尔的爱’？因为珀西瓦尔就要到印度去了。

“不，这个命名太狭隘，太有局限了。我们不能把我们深广的感情拘囿于这么一个渺小的符号上面。我们相聚在一起（从北方，从南方，从苏珊的农庄，从路易斯的公司），是为了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需要勉强——为什么要勉强呢？——它只需要由许多双眼睛同时看到。在那只花瓶里有一朵粉红的康乃馨。当我们坐在这里等待的时候，它还只是单独的一朵花，而现在它已经成了一朵七边形的、花瓣重叠的、粉红中泛着紫褐的鲜花，挺立在银灰色的叶丛之中。这是一朵完整的花，我们每一双眼睛都为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