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8/19页)

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我确实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和关爱,在那之前他们关心着我,在那之后他们仍然关心着我。但是公开的支持?没有。我不是唯一受到“杀手队”公开指责的人(但是在对我的攻击中他们特别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任何公开表示支持的努力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作家朋友从外省打电话给我,开玩笑地问我,但明显带着忧虑:“他们有没有砸坏你的窗子?”另一个也在外省的朋友让我写下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寄给他来宣泄心中的愤怒。我尤其特别感动地记得,一个老一辈的优秀作家在布加勒斯特作家联合会的一次辩论中赞扬了我的《十月,八点钟》,这本书正是在我因为那次访谈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出版的。(1990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曾经担任过几个月的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但那些新的权贵阶层害怕他的独立意识,又把他召回了。我给了他一本刚刚出版的《十月,八点钟》的法译本,那时距离原著出版差不多已经十年了。)

我确实受到了保护……

在那次访谈的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81年秋天,我的《十月,八点钟》得以出版,在那些有关这本书的书评里,我得到了间接的保护。(发表这些书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作者的名字就足以让人紧张了。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后来我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好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对这篇书评大加赞赏,他们嘲笑那些针对我和那次访谈的攻击,他们还评论了我早期的作品,把这些作品放在当代罗马尼亚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于是,讨论的重心从伦理转向了审美,继而转向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很难回避的话题。

《星期》很快做出反应。年轻诗人科尔内留猛烈地抨击《十月,八点钟》,宣称这部作品毫无文学价值,里面“到处是呕吐物”,“情欲横流”,“过于关注丑恶的东西”,他说那些深感厌恶的读者难以忍受其中“低级的插科打诨”,已经发出了抗议。“谁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要给年青一代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我们摒弃了健康的罗马尼亚文化原则,谁还能成为公正的评判者?……”

在同一时间,从那些诽谤者的阵营里意外地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抒情泵”不再产出令人恶心的垃圾,而是开始转换了方向。这有些意外,但并不完全出人意料。“抒情泵”比其他人更有天赋,更聪明,也更懂得操纵。他是要表现真诚还是为了和那位年轻诗人竞争统治家庭的恩宠别有用心?他们之间出现的裂痕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这种“保护”我的方式和攻击我的方式一样奇怪,他这篇题为《尊重新来者》的文章似乎暗示,有必要给予我文学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要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使我归化。

但是诗人的突然反叛只是他们内部短暂的策略性不和:

欧金·巴尔布主管的杂志对作家诺曼·马内阿的文学和道德声誉(一个必须存在而且确实存在的作家)进行污蔑中伤,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写这篇批评文章的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他应该为他的很多失言承担责任(其中有些已经对整个文化界尤其是对欧金·巴尔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科尔内留最严重的“失言”无疑就是他发表了《理想》。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叫作“失言”,而不是“恶行”是有特殊意义的,“抒情泵”为掩饰自己对“老板”和“杀手队”的敬意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是别有深意的:

我当然不是要把巴尔布和马内阿相提并论,但是我也不否认诺曼·马内阿应该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作家,如果他现在还不是的话。

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抒情泵”的那些同志们那里没有发挥作用,他们很快在一份报纸上“揭开”了叛徒的面目,而这正是“抒情泵”极力想避免的:“如果不是因为在《家庭》上制造了那个新闻,根本没有人知道诺曼·马内阿,而有人却把欧金·巴尔布与之相提并论。”

但真正进行致命打击的是“抒情泵”的对手科尔内留。在一篇题为《判断力的价值》的文章中,他不仅批评《十月,八点钟》缺乏审美价值,政治立场危险,而且还批评了“抒情泵”的诗歌。这一次,科尔内留似乎对我在艺术性方面的缺陷比较宽容,但他不能不指出“小说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缺陷”,小说嘲笑“党在方针政策方面的主要思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早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某些久经考验的思想”被歪曲嘲讽,而且小说还怀疑“党对宗教的合理政策”,事实上,宗教信仰在罗马尼亚是完全自由的,理论上这样,实践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