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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十天，轮到我看守基布兹的篱笆墙，离以色列—约旦在拉通的休战线只有三里远。我每隔一个小时都要偷偷潜入空无一人的俱乐部会所，听收音机广播。这是违规的。在一个遭围困的社会里，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言论在那些广播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基布兹教育也是如此：称他们为“恐怖分子”、“阿拉伯突击队”、“敌人”或者是“渴望复仇的阿拉伯难民”。

一个冬天的晚上，碰巧我和埃弗拉姆·阿弗耐里—起执勤。我们脚蹬皮靴，身穿破旧的士兵工作服，头戴扎手的毛帽子。我们正踩着淤泥沿小卖部和牛棚后面的篱笆行走。发酵橘子皮被制成青贮饲料散发着臭气，与堆肥、烂草、羊圈里热气腾腾的气流、鸡笼里纷飞的鸡毛散发出的各种农业气息混杂在一起。我问埃弗拉姆他是否参加过“独立战争”，是否在30年代遇到过什么麻烦，是不是射杀过某个凶手。

我在暗中看不到埃弗拉姆的脸，但他沉吟片刻后回答时，声音中含有某种颠覆性的反讽，一种奇怪而挖苦的忧伤。

“凶手？可你又能期待他怎么样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并擅自进入他们的领土，逐渐接管了其中一部分，而我们却向他们保证，我们来到这里向他们慷慨施予各种精华——为他们治疗癣病和沙眼，将他们从落后、愚昧和封建压迫下解救出来——我们巧取豪夺攫得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土地。呢个，你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应该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走出家门，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他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们狠狠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怎么，你希望他们和我们同庆，祝我们好运吗？”

我大吃一惊。即使我已经与“自由”派和克劳斯纳家族的辞令拉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依然是犹太复国主义培育出来的温顺成果。在那年月，这种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我目瞪口呆，我含着挖苦的口吻问：

“如果真是那样，你在这里拿枪又为哪桩？你干吗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枪到他们那边去打仗？”

我在黑暗中可以听见他悲戚的笑：

“他们那边？但是他们那边并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哪儿也不要我们，任何人也不要我们。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似乎在哪个国家都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拿着一杆枪，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把我从这里赶走。但是你不会看到我用‘凶手’一词去形容失去村庄的阿拉伯人。至少，不太容易。对于纳粹，我会说。对于所有偷窃他人领土的人，也会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是窃取别人的土地？但是我们不是两千多年前就住在这里吗？我们不是被武力驱逐到这里的吗？”

“是这样，”埃弗拉姆说，“真的非常简单。如果这里不是犹太人的土地，哪里还是呢？在大海下？在月球上？还是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不值得拥有一小块自己土地的民族？”

“我们从他们那里拿了什么呢？”

“呢个，也许你碰巧忘了1948年他们试图把我们全部杀光？后来在1948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们自己为双方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打赢了，从他们手中夺来了土地。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要是他们在1948年把我们给打败了，更没有值得炫耀之处，他们不会让一个犹太人活下来。确实没有一个犹太人如今生活在他们的辖地上。但关键在于：因为我们1948年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就什么也不能再从他们手中索取。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和你们贝京先生的整个区别：要是我们有朝一日从他们手里夺取更多，既然我们已经拥有，那就是极大的犯罪。”

“要是过一会儿，阿拉伯突击队员来了怎么办？”

“要是他们来，”埃弗拉姆叹了口气，“呢个，我们只能卧倒在泥水里射击。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比他们射得又快又好。但是我们开枪，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杀人的民族，而只是因为我们有权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只是他们。因为你，我现在觉得自己像本—古里安了。要是你能原谅，我想到牛棚里赶快抽支烟，我不在时，你在这里好好放哨。为我们二人放哨。”

注　贝塔是“特鲁姆佩尔道联盟”的缩写。原是纪念早期犹太军事指挥官特鲁姆佩尔道的团体，后发展为世界各地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文体活动和军事训练。杰伯廷斯基是该团体修正派主要领导人，《贝塔进行曲》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