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被恨之入骨的奸杀犯(第3/22页)

我在杰里米旁边坐了下来。“一定会很有趣的,”我说,“只有你和我。我会带上DVD播放机,你可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你可以收拾一个包裹,里面全部装上电影DVD。”

杰里米笑了。

“但是妈妈会好几天回不来,我需要你去我的公寓。好吗?”

杰里米仔细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我能带上《加勒比海盗》?”

“当然,”我说,“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次冒险。你扮演杰克·斯派洛船长,我扮演威尔·特纳,怎么样?”

杰里米抬头看着我,模仿起他最喜欢的杰克船长的一句话,“你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你们差点儿就抓住了杰克·斯派洛船长。”接着杰里米笑了起来,直到脸颊发红,我也笑了起来,每当杰里米开玩笑时,我总这样笑。我抓起几个垃圾袋,给杰里米一个来装DVD和衣服,并确保他收拾的东西足够持续一阵,以免妈妈不能获得保释。

我把车开出车道,边思量着我的工作和课程安排,努力寻找能让我照看杰里米的空隙。除此之外,另一些问题也在我脑中打转,让我有些走神。杰里米能在他不熟悉的世界——我的公寓里适应下来吗?我能从哪里找到时间和钱保释我母亲出狱?我他妈是怎么成为了这个破碎家庭的主心骨?

开车回双城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弟弟眼底的焦虑来回涌动,在他思索发生的事情时,他的眉头和前额皱起又张开。我们渐行渐远,杰里米才对我们的冒险更为自在起来,最终他深深地呼了口气,放松下来,我曾看见狗们在警觉让步于睡眠的时刻,就是如此呼气。杰里米——这个睡在我们双层床下铺,十八年来合用我的房间,我的衣橱和梳妆台的男孩——又跟我在一起了。在一个月之前,我们不曾分开过一两天,直到我搬进大学,将他留给一个在混乱中扑腾的女人。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前一秒还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后一秒就在厨房摔盘子——据我所知,这是典型的躁狂抑郁症表现。当然这一诊断从未得到官方认可,因为我母亲拒绝接受专业帮助。她掩耳盗铃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如果她从没听到那些词语,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价伏特加——一种减轻内在恐惧却增强外在疯狂的自我医疗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亲是什么样子。

她并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亲的情绪波动是有限度的,不打扰到邻居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们甚至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三个去自然科学博物馆、文艺复兴节和山谷游乐园。我记得我努力做两位数的乘法时,她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有时能看到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在慢慢裂开,记得当时她跟我们一起笑,甚至喜爱我们。当我努力尝试时,我能记得在世界不与她为难时,一个慈爱而温和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比尔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笼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断了维系我母亲稳定情绪的拴绳。他去世后,她不再克制自己,任凭她的情绪随意飘荡。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这世界让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击。她似乎决意去寻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拥抱它们如同那是某种新标准。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