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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时夫人来病房，拖鞋底下还会沾着泥。我想她是不在乎或是没发觉吧。但住院楼前就是中庭，长满了栽植的灌木，可见夫人直接穿着拖鞋去过那里。为什么要躲在那种地方呢？鉴于佐伯先生经常在他哥哥的医院露面，虽说当时我没看到他的身影，但大体能推断出来。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现在先说一下我为泽田先生保管遗嘱的经过吧。

那是在泽田先生出院的两天前。泽田先生趁夫人去医务室时，请求我第二天上午九点来，说是想拜托我一件事。夫人以服侍病人为名，一直在附近的旅馆过夜，但来病房大多是在上午十一点过后，或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据夫人说，因为住宅需要收拾，所以总是回了一趟家再过来的，但不知是真是假。我觉得家里不可能每天都要收拾，应该是她在旅馆过得太自由，早上睡了懒觉。由此可知，泽田先生要我上午九点来是想避开妻子，偷偷托我办事。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医院。果不出所料，夫人不在病房。当时泽田先生交给我的就是那份遗嘱。

泽田先生说，之前他在佐伯律师的见证下写过遗嘱，由夫人继承全部遗产，上面还写了原因：大女儿丰子小姐已经进了别人家门，二女儿妙子小姐可以靠画画生存，而夫人伊佐子没有独立谋生的手段，所以才赠予所有遗产。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所以写了一份新遗嘱，希望我能为他保管。泽田先生把遗嘱递给我，吩咐我别告诉他妻子，托我在他死后把两个女儿叫来，再出示遗嘱。于是我就拿着这份遗嘱，没对任何人说。我认识的律师告诉我，只要有亲笔签名和本人书写的年月日，遗嘱就是完整的，最新日期的遗嘱才有效，以前写的遗嘱将作废。

听说泽田先生半夜去了平时不用的二楼，在那里心脏病发作而死。我不知道泽田先生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一个人上二楼。平时他从没对我说过要去二楼办什么事。既然解剖结果表明泽田先生确实死于心肌梗死，那就没法怀疑夫人了。虽然我还有疑惑未消，总觉得里面有陷阱。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夫人每天都在盼泽田先生死。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她似乎是想靠“食疗法”让泽田先生营养失调，导致他心脏衰弱。只是，这么做不可能立竿见影，想必夫人也渐渐焦急起来了。可不是吗，在医院里，夫人见泽田先生恢复无望，就在病房附近的走廊上给朋友打电话，大叫什么“老爹要死啦，马上就要死啦”。那声音直接传进了病房。我想那也是一种精神战吧，她是想彻底打垮泽田先生。夫人就是可以满不在乎地说出那种话。去医务室玩多半也是想勾搭人家年轻医生。尽管有了佐伯先生这个情夫，但她不像是那种会守着一个男人的女人。

夫人买热海那家旅馆花了不少钱，又是从银行借的款，借款时拿涩谷的土地住宅做抵押才和银行达成了协议。我认为，她急着想让泽田先生早点儿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你看，和银行交涉不也是靠着佐伯先生吗？佐伯先生还是共同出资者呢。哪知旅馆的改造费用比预计的高，而且业绩也不理想，赤字连连，钱是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我想共同出资者佐伯律师也一样着急吧。

可以想象，只凭遗嘱就把钱借给夫人的银行也产生了不安。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信贷，却又没设置担保。银行方面希望夫人提供对等的担保，但夫人没有其他财产，自然是提供不出来的。别说还贷了，因为热海的旅馆夫人已陷入泥潭，还得向银行借更多的钱。形势逼得夫人必须变卖涩谷的土地住宅，但在泽田先生没死前这是不可能的。买下热海的旅馆，以及向银行借款，夫人全都瞒着泽田先生。再加上和佐伯律师的那层关系，夫人终究没能说出口。就算采取一贯的高压手段，就算虚情假意哀叹哭诉，只有这件事泽田先生不可能同意。一旦售出涩谷的土地，泽田先生就不得不马上移居别处，而且卖地所得要用来还银行贷款，填补旅馆的亏空，转眼就会花得一分不剩。我想，夫人知道只有这件事泽田先生决不会答应，为了兑现遗嘱，泽田先生的死已是当务之急。综上所述，听说泽田先生突然死亡时，我直觉其中必有犯罪，可是经过调查却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所以觉得不可思议。这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

遗嘱方面，泽田先生去世后，我立刻把我保管的遗嘱交给了两个女儿。她们火速与委托律师一起赶到家庭案件法院。夫人和佐伯律师来了，保管者我也同席，拆开了遗嘱。日期在后的新遗嘱明言，本遗嘱是对之前交给夫人之遗嘱的改写，几乎将全部财产都赠予两个女儿。而夫人的那一份，不过是银行存款三百万和市值两百万的有价证券吧。有效的自然是新的那份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