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第13/14页）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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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