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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的脸让我感到莫名的熟悉，我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他就是科特・梅耶！比他死在珠峰的时候也就小了四岁左右。

“啊……天哪。”我小声说。

有张照片几乎很难辨认，照片上的五个白色的消瘦身影全都卧躺在乱糟糟的席子上，恶心地首尾相连、寻欢作乐，让我这个无辜的美国新教徒不忍直视。唯一的一张可以看清楚的脸是那个成年人的。我盯着那张脸，试图不去理会照片中交媾、抚摸的场景，总觉得我以前见过他似的。我肯定见过一次。慕尼黑啤酒馆的海报上有张照片。不知何故，照片上的那张脸年纪更大，也更丰满，纳粹海报上的那人并非三十岁出头，而是三十五六岁了。但两张照片中的黝黑色眸子是一样的，同样蓄着查理・卓别林式的夸张胡子。那一刻，我居然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将照片放回信封里，抬头看着雷吉、J.C.和理查。“你表弟就是为这个死的。”我气喘吁吁地对雷吉说，“我们的小命都差点儿丢了，就是为了获得这些淫秽的照片？”

“真恶心。”让-克洛德轻轻地说，避开了我的目光。

“恶心？”我大声喊道，“简直就是一群疯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将来也不想再看到。可是，如果真有哪个德国人跟街边的顽童做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儿，谁会在意？谁他妈的会关心这种照片啊！”

“他不是德国人，”雷吉说，“他是奥地利人，虽然他在搬去德国的几年前才失去了奥地利国籍。你也知道，他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那是个非常危险的组织，杰克。”

“他不是在坐大牢吗？”我大声喊道，“去年十一月，我和理查在慕尼黑那个该死的啤酒馆就听说过这事了！”

“他十二月被释放了。”理查说，“当时我们在伦敦购买靴子和绳索。”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大声喊道，一边愤怒地在蘑菇石上来回踱步，“谁在意那些该死的社会主义者呀，纽约就有好几千这样的成员，在我生活的波士顿可能也有好几百人。布罗姆利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我指了指脚边的尸体，注意到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胡须”，以及尸体的面颊和下巴上的黑色短须。有那么一刻我恶心得差点儿昏倒，我猛然记起人死后毛发是会继续生长的。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恶心的照片？”我有气无力地把这句话说完了。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杰克。”雷吉说，“他是纳粹。是纳粹分子。”她一边在背包里翻找着什么。

“那又怎样？”我不依不饶道，“就连我都知道德国的魏玛就有数百个这样政治狂热分子。就连我这样的人都知道，我可是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几乎分不清。我们差点儿登上珠峰峰顶，我们这么辛苦才爬上来，结果居然……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恶心的鸡奸者及其受害者的照片。天哪，你们看看，其中一个受害者，房间里的其中一个孩子，居然是小科特・梅耶。他居然将这种垃圾卖给你的表弟珀西！”我简直气坏了，两根手指将照片夹在风中，说：“我要把这种垃圾扔了。”

“杰克！”雷吉生气地说。

我低头看着她。她居然双手举着那把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正对着我惊得目瞪口呆的脸。

“如果你胆敢把照片扔了。”她平静地说，“我就用这把信号枪打死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的。我爱你，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爱你。把照片还给我，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脸。你知道我会的。在冰川上的时候，我就用这玩意儿干掉过德国人。”

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知道她爱我，是那种姐弟之间的爱，唉，（也许把我当成了她死去的表弟）我也知道如果我把照片扔了，她立马就会开枪。接着，我记起了红色信号弹射中卡尔・巴赫纳张开的嘴中的情形，他眼睛里的液体就跟融化的蜡一样流到了面颊上。

我仔细将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交还给了雷吉。

“我好奇的是，”理查用平日里谈话的语气说，好像刚才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照片到底是谁拍的。不是……布罗姆利吧？”

“不是。”雷吉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疲惫，“不过，珀西瓦尔会经常装扮成放荡的亲奥、亲德英国逃亡者出入这种场所。拍摄照片的是科特・梅耶。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小照相机，那玩意儿具有延时功能。珀西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拍这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