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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

“我的姑娘可在学习呢，”我们准备分手的时候，勃兰特骄傲地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教授。Nicht wahr 77，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个星期之后，为慎重起见，我到雏菊号在布兰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却发现贝拉也在那儿，穿着短裤，光着脚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们准备乘船去地中海漫游似的。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让女人上船。伦敦那边会疯掉的，”当天晚上我对勃兰特说，“船员们也会发疯。你知道，他们对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样。”

勃兰特压根没理会我的话。他说，我的前任都没有反对，我干吗要反对呢？

“贝拉能让小伙子们开心，”他坚持说，“她是家里人啊，内德，还是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贝拉就像家人一样，没事的！”

后来我查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是个海军二副，他曾在报告中称贝拉对雏菊号“很感兴趣”，甚至还说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他对雏菊号最近几次执行的任务的报告，这才意识到他们出航时贝拉都在码头边挥手送行——毫无疑问，他们安全返航时贝拉肯定也会招手欢迎。

当然了，行动的安全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我从没想过勃兰特这个组织中的一切都会按照沙拉特教的规则来运行。我知道，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复杂至极的代号、暗号和接头人体系与前方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地处剑桥的圆场是一回事。一群脾气火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波罗的海爱国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我们行动的核心圈子里存在着一个未经审核、没有被招募的随行人员，她还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谈话，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我越是担心这个情况，勃兰特就越来越宠爱那姑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场的时候，他对贝拉的亲昵表示就越来越没完没了，爱抚的动作也更露骨。“很典型，这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伦敦方面报告说，好像我自己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

与此同时，雏菊号的一项新任务正在筹划之中，任务的目的稍后会告知我们。每星期有两到三次，我都得开车到农庄去，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旁一坐几个钟头，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图、气象图和最新的海岸情况观察公报。有时候全体船员都会过来，有时候只是我们三个。对勃兰特来说，人多人少没什么区别。他把贝拉紧紧搂在怀里，两个人仿佛是在因为持续不断的狂喜而阵阵颤抖。他抚弄着她的头发和脖子，有一次还忘情地把手伸进衬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亲吻着她。尽管我碰到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场景时都会谨慎地转开视线，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总是贝拉凝视我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她宁愿爱抚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