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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旅馆拿来了我的手提箱。我躺在浴缸里的时候，他挑了几件干净衣服出来，扔在椅子上。

“你明天坐经华沙到法兰克福的飞机走。是弄错了，”他说，“我们道歉。我们会把你生意上的安排取消，就说你在一次肇事逃逸中被车撞了。”

“我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歉。”我说。

洗澡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担心要是躺在浴缸里的时间再长一点，我就会又一次死过去。我挣扎着蹲了起来。耶日伸出胳膊，我抓住他的胳膊站直了，身子危险地摇晃着。耶日扶着我从浴缸里出来，神情忧郁地看着我擦干身子，穿上他给我找出来的干净衣服。

他领着我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院子，一只手里拎着我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扶着我，因为洗澡虽然减轻了我的疼痛，也让我变得虚弱不堪。我偷偷打量着周围，想看看那两个小喽啰在哪里，但谁都没看见。

“冷空气对你有好处。”他这话说得很自信，俨然是个专家。

他带着我来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前，这辆车和抓捕我时的两辆汽车都不一样。车后座上放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有时我都打起了瞌睡。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看守的白色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命令我，然后给民兵看了自己的证件。我又开始打盹了。

我们下了车，来到一处长满青草的悬崖边。吹向内陆的海风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都歪到左脸颊上去了。一只眼睛根本睁不开。天上没有月亮，透过带着盐味的雾气能听到大海在咆哮。唯一的光亮来自我们身后的城市。偶尔我们会看到磷火从身旁飘过，或是海面上一阵阵白色的泡沫打着旋隐入黑暗之中。站在耶日身旁，我心想：这就是我要赴死的地方了。他先是打我，然后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要开枪打死我，再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但他的双手阴沉沉地垂在身侧，手里并没有枪；他的眼睛——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盯着没有星星的黑色夜空，却没盯在我身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开枪打我，那人早已在黑暗中准备好了。如果我还有力气，我准会先把耶日干掉。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想起了梅布尔，心里却没有任何失去或是得到的感觉。我在想她靠抚恤金能过活得怎么样，她会再找个什么样的人。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我想起来了……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史迈利说过……还有那么多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我心想。可是有许多祷告我根本就没有做。我觉得困极了。

最后耶日总算开口了，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沮丧。“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窃听器能听到我们。我想为你的国家做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来做中间人。我决定选择你。”

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