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第3/11页）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语。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导。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抓。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查，父亲被逮捕入狱。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随波逐流，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幸运还是倒霉。

一九七三年底，全国的中小学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由我执笔，署名春苗的大字报风靡了我们的中学。我在学校里也是名噪一时，成为了著名的红笔杆子。这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政治术语，「红」是革命的颜色，「黑」是反革命的颜色。于是写作政治上正确文章的叫「红笔杆子」，写作政治上错误文章的叫「黑笔杆子」。

我和三个同学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里面的革命语言都是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抄写过来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写出了将近四十张大字报，贴满了我们中学的墙壁，将我们中学的老师们挨个批判了一通。我唯一放过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和我私交不错，时常会偷偷递上一根香烟给我。我偷了父亲的香烟，也会敬他一根。

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除了工厂、军队和农村，其他所有的单位都派驻了工人宣传队。我们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的队长就是当时中学的最高领导。我记得那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工人，他拿着笔记本，一边浏览我们的大字报，一边在上面写着什么。见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连声夸奖我：「干得好！干得好！」

我当时不知道，我们春苗写作组短时间炮制出来的近四十张大字报，也成为了他的革命成果。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大表扬了他，说我们中学在学习黄帅反潮流精神和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走在全县所有学校的前列，甚至都有可能走在全省所有学校的前列。

这位工宣队长认真记下了我们批判过的每一个老师的名字，然后发现竟然没有那位语文老师。工宣队长很不高兴，觉得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还存在着盲点，他把这个盲点叫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一通，说这个盲点压制和打击学生，所以才没有出现批判他的大字报。

我们的语文老师哭丧着脸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中学围墙的外面，递给我一枝香烟，亲自划火柴给我点烟，然后恳切地问：「为什么不写我的大字报？」我抽着他的香烟说：「你身上没有师道尊严。」

「怎么可能没有？」语文老师急了，他说：「我全身上下都是师道尊严。」我说：「你经常给我们学生香烟，你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了，你确实没有师道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