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22页）

最初，我曾经在电话里对骆驼报怨说：骆哥，我要死在这里了！……骆驼只回答我两个字：坚持。我说：我大睁着两眼，苦睡不着觉啊。他回答我三个字：吃安定。我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他一句。骆驼的感应极好，他马上回了我一句：你瓜是富贵人？这一句就“刀”到我骨头里去了！他这话里字背有“字”。是呀，我来自平原，一身穷气，出身寒微，还有什么苦不能受的。于是，我坚持。我受。古人造字真的是有切身体会的，“受”字头上三把刀，人还要直直地站着……受吧。后来又搬了两次家，条件略好些，我慢慢也适应了。

其实，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并且，永远是一个流浪者。我记得给你说过，我身后有人。

最早，通过同学七拐八拐的介绍，我到一家设在上海淮海路上的证劵交易所打工，再后又调到了设在延安路上的一家交易所。按骆驼的说法，这叫“潜水”。骆驼说：一定要潜下去。要从最底层做起。于是，我先做“黄马甲”，一年半后才正始地做了证劵交易员——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红马甲”。做“黄马甲”就是一个跑腿打杂的。那时候，我骑着一辆从旧车市场上买来的破自行车，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今天跑电话局（为所里的客户装电话）；明天又跑着买灯泡、安装饮水机……那时候，我时常在上海女人打着的花伞下串来串去。

每每，在上海街头，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上海女人的洋伞下穿行，这是要挨骂的。那时候，在梅雨季节里，洒了香水的上海女人既怕晒又怕淋，出门都是要带伞的。伞是折叠的，“啪”一下撑出来，一片花嘎嘎！穿着高跟鞋、打着花洋伞的上海女人冷不丁地就会给我一句：侬洋盘伐，生癌了伐？……那会儿，我在上海的大街上不知招了多少上海女人刻毒地骂。后来我也理解了，那语气虽毒了点，可我骑一辆破自行车，在梅雨季节里奔走，弄不好就溅人身上泥水了。女人们出门，一个个打扮得光光鲜鲜地，穿着裙子、丝袜，还喷了香水，你骑车过去，慌慌张张的，溅人身上泥点点，怎么会不挨骂呢？如果平心静气地说，那意思大约是：讨厌！外乡人，你急什么呢？

可骂归骂，我的心情并不算太差。我们钻进钱眼里去了，心无旁鹜。那时候，股票市场才刚刚开放不久，上市的仅有二十几只股票，抄股是挣钱的。每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看一看

股市，涨涨跌跌，一天大约能挣五百块钱……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可骆驼不满足。骆驼是干大事的人，骆驼的天分一流。骆驼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洞察力。他几乎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就在我沉醉于股市的涨涨跌跌，每天都能挣钱的时候，经过分析，骆驼在电话里一再告诫我：打新（股）！只有打新（股）才能翻倍！……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原始股并不好买，在上海“打新股”是有中签率的。况且，我们手里资金有限，虽然靠骆驼的神通，从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那里也贷了一些款（这是违规的）……但是，中签率还是很低。有一次，骆驼从深圳那边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一个内部信息，说离上海很近的镇江那边，有一家企业很快就要上市了。他调给我三百万的额度，命我火速赶去“打新（股）”……我连夜查看了地图，发现通往这座城市的最便捷的路是坐船，每周只有两班。当我正要赶往那里的时候，骆驼的电话又打过来了，骆驼勃然大怒！他在电话里骂道：你瓜真是个夯客，猪窝窝生的？脑壳让猪圈门挤了？！你打，人家也打呢，还轮得上你呢？等你赶去，热屁都吃不上呢！吊吊灰，你给我用钱砸！砸死了！你瓜把船给我包了！不就一周两班么，船票全给我买下！……经他这一骂，我灵醒了。于是我抢先赶到了码头，咬咬牙，把两班船的船票全给买下了（包了整整十天），直到“打新（股）”结束！……于是，中签率大大提高了。

那时候，我这边的大部分钱都是“打新股”挣的。我们俩有约定，按事先的约定分成，我把骆驼的提醒发挥到了极致……后来股市两次大跌，侥幸地说，损失并不太大。

我说过，骆驼是我命里的贵人。是骆驼把我引上这条路的。分开四年后，在一九九四年的七月，在股市最黑暗的一个日子里，骆驼从深圳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这时候，三十七岁骆驼满头白发，已瘦得脱了形了。他那只空荡荡的袖子在风中飘着，虽然仍是两眼放光，但眼神中布满了忧郁。也正是那天下午，我看见一个人从证劵大楼上跳下来了！地上一滩血，围了很多人看……后来，警察在大楼周围设了警戒线，人很快被抬走了。心寒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