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第5/7页）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乾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疯？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挟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象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一九六八年。女儿十七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部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部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著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象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著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去到派出所的。他骑著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一九六八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而女儿才刚刚十七。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象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著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