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革命、启蒙与向下超越（第3/4页）
阿Q的历史是秩序的历史，只有那些偶然的“非历史的”瞬间才是他自己的历史。“非历史”的瞬间是“循环”的终止，它的重复出现提示着历史的变迁。这些瞬间能够全面地——但不是自觉地——展示世界自身；也正由于它们是“非历史的”，一旦它们展现为历史，就会将自己展现为“开端”——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过去的彻底的中断。革命的政治因此必须在“无”中诞生，就像阿Q的革命也必须在“无”中诞生一样。只有当阿Q脱离其“历史”的时刻，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的人;而对阿Q来说，“脱离历史”意味着“意识的中断”或者说“本能的恢复”。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人”并非来自“历史”或“意识”，而是来自“非历史”，或者说与“历史（意识）”的决裂。与辛亥革命一样，阿Q的革命也是两个革命：一个是历史内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阿Q遵循着旧的行动方式，通过对革命的想象，恢复了一切旧时的秩序；他最终死于作为这个旧秩序的复辟的革命。另一个是隐而未发的革命，它至多只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模糊的本能和直觉之中。就如同那个被旧秩序的复辟而压抑了革命一样，它是“非历史的”。阿Q的可见的革命动机存在于“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的革命冲动之中，但他的更深的潜力其实存在于他对周遭世界的全然的忘却。这一点在他神往“革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他的“神往”是由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同时促成的。让我们回顾这个瞬间：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在这一刻，阿Q“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他不再是要求一个馒头、一杯酒，而是另一种与一切既定的求食之道不同的求食之道。这里的新颖之处在于：阿Q正是凭借“直觉”开始向往一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一种外在于圣经贤传、外在于历史、外在于秩序、外在于自我因而也外在于他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的东西。这不正是摆脱他人引导的可能性所在吗？这个东西可以被界定为“无”，因为它无法通过现存的事物和秩序来呈现自身。只有将这个被直觉所触碰的“无”发掘出来，阿Q才能摆脱依赖他人的引导而行动的惯习。
这些瞬间的契机既不是有待恢复的自然状态，也不是崇高的革命原则，它们现实地存在于阿Q的欲望、直觉和潜意识之中，随时都在生成和消失。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瞬间，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向下超越”——即向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向着非历史的领域超越。革命不可能停留在直觉和本能的范畴里，但直觉和本能不但透露了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系，而且也直白地表达了改变这一关系的愿望。因此，不是向上超越，即摆脱本能、直觉，进入历史的谱系，而是向下超越，潜入鬼的世界，深化和穿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的谱系的把握，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在“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世界里，如果说《阿Q正传》是对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开端也就存在于向下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中——这是生命的完成，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诞生。
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是中国革命开端时代的寓言。
[1]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第16—17页。
[2]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第16—17页。
[3] 约翰·亚当·贝克：《启蒙导致革命吗？》，见《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下同），第234页。
[4]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第10，11页。
[5]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第11页。
[6] 约翰·亚当·贝克：《启蒙导致革命吗？》，见《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第234页。
[7]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