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塞特·毛姆来访（第6/10页）

我本该说：“我老早就把书全烧了。我响应圣雄的号召。我抵制英文教育。”但是我太胆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退缩了。我只是说：“我在考场里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跑了。”我真该为我的胆怯大哭一场。

父亲说：“你要是觉得学习哈代和威赛克斯什么的有困难，就该来找我。我还留着我那些笔记呢。”

他下班了，站在我们那套三等公寓狭小炎热的前厅里。他没戴包头巾，没穿制服，身上只有背心和一块腰布。尽管邦主的廷臣要戴包头巾、穿制服，尽管他们的外衣分日间和夜间两种，但他们从来不穿鞋，因此我父亲的脚底很黑，茧子足有半英寸厚。

他说：“这样的话，我看你该去地税部。”

于是我开始为邦主工作。地税部非常大。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小片土地，都必须每年缴税。邦内各地都有官员负责测量土地，登记归属，征收税款，记录账目。我在中央办公室上班。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楼里满是房间。我和二十个人一起待在一间又高又大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大架子上堆满文件，很像是火车站行李寄存处那种架子。文件收在纸板夹子里，系着细绳；有时会用布包成一捆一捆的。文件夹在架子顶层一搁就是好多年，被尘土和烟雾弄得肮脏不堪。天花板也被香烟熏得泛黄。这屋子，顶上是尼古丁熏出的蜡黄，而下面，门、桌子、地板，则是红褐色的。

我为自己悲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与我想象中的牺牲生活没有丝毫相像之处。可此时我却为此庆幸。我需要钱，尽管薪水少得可怜。我负债累累。我打着父亲的名号，凭借他在王宫里的职位，到处向放债人借钱，只为了供养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她把那地方布置得很体面。那得花钱。还有厨房用具，以及她的衣服。所以我得承担一个已婚男人的所有花销，同时在我父亲的三等公寓里过苦行僧的日子。

那女孩从来不相信我根本没钱。她认为我们这种出身的人一定有秘密进项。外面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宣传的。我只是一声不吭地扛着。每次我从放债人那儿借来一小笔钱交到她手里，她都不会惊讶。她用反讽的语气说（或许是讽刺，不知我们的教授会怎么说）：“你的表情很悲伤。但你们这个阶层的人，拿点东西出来的时候总是一脸悲伤。”有时候她的腔调就像她叔叔——出身低等阶层的造反派。

我满腔悲哀。她却为我的新工作喜不自禁。

她说：“我真是觉得这变化很不错，有固定收入了。”

我说：“我不知道这工作我能维持多久。”

她说：“我苦日子过够了。我不愿意再忍受下去。本来我会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要不是你把我从学校里拐出来，我就去考试了。我家里人为了送我上大学吃了许多苦。”

我真要被气哭了。

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而是因为想到我如今不得不生活在牢狱中。每天我都会离开父亲的房子去上班。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小孩子。我小时候父母常常会对人提起我的一个笑话。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学校。”这天放学后，他们问我：“你喜欢学校么？”我说：“喜欢。”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叫醒我。我问怎么了，他们说：“你得去上学啊。”我哭起来，说：“可我昨天已经去过了呀。”现在我去地税部上班就是这感觉。想到我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老死，我就心惊胆战。

一天，在办公室里，主管走过来跟我说：“你被调到稽核处了。”

稽核处的职责是核查收税官和测量员有没有腐败行为。收税官会向不识字的贫农收取土地税，却不给收据，贫农只得为他那三四亩地再次缴税，或者不得不行贿，好拿到收据。这种鬼把戏在穷人中间没完没了。收税官也不比农民富有多少。不缴税，受害者究竟是谁？我越看那些肮脏的纸片，就越是觉得自己站在作弊者那一边。于是我开始将那些可恶的小纸片销毁或是一扔了之。我暗中搞破坏，这让我很得意，因为我虽然没有大声宣布过什么，但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非暴力反抗。

一天，主管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我的勇气消失了。我想起那些债务，想起那些放债人，想起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总督察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周都是文件，那些记录渎职行为的文件经过五六张办公桌的筛选，然后是另一轮筛选，最终到达这里，听候他的无情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