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20/24页）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子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蒂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出租车，公共汽车，人潮，躺在海滩上的半裸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部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蒂一点儿也不高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种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入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道：“奥蒂会说：‘行了，早知道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蒂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管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长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操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