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二十七（第2/3页）

在接待室里，一个专职值日官问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当他听说涅赫柳多夫是来替教派信徒告御状的，就说能不能先让他过过目。涅赫柳多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拿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去了。这时女修道院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向出口处走去。她头戴高筒僧帽，脸上飘动着面纱，身穿一件后裾拖地的黑色长裙，两只手白白净净，手指甲剔得清清爽爽，拿着一串茶晶念珠，交叉在胸前。涅赫柳多夫还没有被请进办公室。托波罗夫一边看状子，一边直摇头。他读着写得明白有力的状子，既惊讶，又不好受。

“这状子万一落到皇上手里，就会节外生枝，招来麻烦，”他读完状子，心里暗想。他把状子放到桌上，按了按铃，吩咐值日官请涅赫柳多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状子，他以前也收到过他们递来的状子。事情是这样的：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训诫，后来被送上法庭受审，可是法庭却判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和省长就以他们的婚姻非法为由，硬把他们跟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拆散，流放到各地去。那些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请求不要将他们活活拆散。托波罗夫想起了他第一次接到这件案子时的情形。当时他曾经犹豫，是否应对这件事加以制止。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拆散这些农民的家庭，把他们流放到各地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要是把他们留在原地，倒会带坏其他的农民，使他们也纷纷脱离东正教。况且，主教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热心，因此他也就让它顺其自然了。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像涅赫柳多夫这样的人出面辩护，而他又跟彼得堡的许多名流有来往。这个案子可能当作一个暴行提到沙皇面前，或是在国外报纸上披露出来，就不好办了。因此他当机立断，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一副公务缠身的样子，站着迎接涅赫柳多夫，然后开门见山谈起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就立刻想起这不幸的案子。”他说着，拿起状子给涅赫柳多夫看。“我非常感谢您提醒我。省里头做得太过火了……”涅赫柳多夫默不作声，厌恶地望着他苍白的、毫无表情的、像假面具一样的脸。“我立即下命令撤消对他们的判决，把他们送回原籍。”

“这么说，我不用再把状子呈给皇上啰？”涅赫柳多夫说。

“完全不必如此。我已经向您承诺了。”他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他坚信他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可靠的保证。“我最好现在就下达命令。劳驾您稍坐片刻。”

他走到桌前，写了起来。涅赫柳多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望着他狭长的光秃秃的脑门，望着他用青筋暴起的手挥笔疾书，不由得暗自惊讶，这个冷漠无情的人为什么肯做他现在做的事情，而且显得那么热心。这是为什么呢？

“嗯，写好了，”托波罗夫说着，封上信口。“您去通知您的那些当事人吧，”他撇着嘴装出微笑的样子说。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无端受苦呢？”涅赫柳多夫接过信封说。

托波罗夫抬起头，笑了一笑，似乎他很乐意回答涅赫柳多夫的问题。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捍卫的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对宗教信仰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广泛存在的对这一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弄得他们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然宽容地笑着，他觉得涅赫柳多夫说的话很天真。托波罗夫自以为他高屋建瓴，是站在国家的高度上看问题，因此，不论涅赫柳多夫说什么，他总觉得他的话既天真，又偏颇。

“从个人的观点看，情况可能如此，”他说，“但从国家的观点看，情况就不完全一样。不过，对不起，少陪了，”说着，他低下头，向涅赫柳多夫伸过手去。

涅赫柳多夫握了握他的手，一句话都不说，匆匆地走了出去。他后悔跟他握手。

“人民的利益，”他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其实是你的利益，仅仅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的官邸时，心里想道。

涅赫柳多夫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一个个被这些所谓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审理过的人。他想起了因贩卖私酒而判刑的农妇，因偷窃而被判刑的青年，因四处流浪而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仅仅要从她口里掏出必要的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莉季娅，因违反东正教教规而判刑的教派信徒和因要求立宪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涅赫柳多夫的心里十分清楚，这些人被捕，被关，被流放，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正义，参加了非法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妨碍那些达官贵人、商贾巨富占有他们从老百姓手里聚敛起来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