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码（第2/3页）

那姑娘，卷发头，大嗓门，穿着布拉吉，热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希金语。

不知道班主任是否热爱，总之，家访的事，他没有再来。

有一天，我看见班主任骑自行车带着“卷发头”迎风摇摆。我疾步跑上去，以极为平静的口气说：“老师，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边跑边解释，班主任没搭理我，也没有再腾出一只脚把我踹出两米开外。

第二天上课，班主任找我谈心，他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在仅有两个男生的教师宿舍里，指天为誓：此事自生自灭，就此打住，否则来世转猪，永世不得出栏。

出了宿舍，我正撞上徐晓楠，我冒死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她，其实，我只是想告诉她，我是多么希望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是她，蹬车轮的是我。

徐晓楠不以为然，她觉得我要变成猪这事是完全的扯淡。

阳光下，她远远地笑起来，箍着门牙的钢丝套，银光闪闪，亮得我都看不到她横逸的幼鳍。

六年级，我的红领巾迎风飘洒。

市少年杯足球赛，决赛，十二码点球，我主罚。

看台上坐着很多老师和同学，我看不到银光闪闪，我找不到徐晓楠。我向观众席发送巨大的笑脸，我要把这个点球献给徐晓楠，我要给她看我所有的日记，我要给她表演我的天马流星拳。

女人说：“手靠得都累了，换个姿势吧。”

我直了直背，松开右手，又点上一支烟。太阳已经爬起来，阳光涂抹在窗帘上，像擦上百雀羚雪花膏似的，香香的。

上初中以后我们全家都搬走了。

我没有徐晓楠的消息。

她也同样不会有我的。

七年后，在一本作文书上，我读到一篇署名徐晓楠的文章。她描写了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赛末时，有人犯规，主队衡量再三，由队长主罚点球，十二码，他一球定乾坤。

她写道：“人生就像一场全场对攻的足球赛，无时无刻不在和命运赛跑。当你站在罚球线上时，千万不能犹豫，不能左顾右盼。十二码是衡量人生勇气的距离。”

她写得很对，但她显然忽略了比赛的实事，从此我再也不想联系她。

过了七年，我在同学的婚礼上遇到了徐晓楠。

她留着铅直的长发，没有了银光闪闪的钢丝牙套，笑起来软软的，像一块高粱饴糖。

如果那天她是伴娘，也许我会鼓起勇气主动找她搭讪，可惜那天结婚的是我们班的男同学，作为伴郎，我拼命替新郎挡酒，飞快地撂倒自己，甚至没有和徐晓楠说过一句话。

又过了七年，我在小学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上遇到徐晓楠。

她穿着一件硫酸铜一样淡蓝色的毛衣，安宁得仿佛亚龙湾。

我虽然还单着，可我不确定，她儿子是否已经上了小学，她女儿可以弹奏几首李斯特。

但我很快相信，她低头发短信是在向她的老公汇报没有喝酒或者几点到家。

那晚气氛很好，二十年没见面，班主任还能叫出大部分同学的名字。

我问老师：“为什么选我做班长？”

班主任说：“你个头高，屁股大，醒目！”

全场笑瘫。

忘了谁叫了徐晓楠一声女神，男生们又摩拳擦掌起来。我正想着解围，徐晓楠却说：“你们男生，谁被老班揍过的，赶快敬老班一杯酒呀！”

不用说，我喝得最多。

可是那晚我话很少，像一个荒芜的秋天，颗粒无收。

男同学纷纷忙着向班主任敬酒，我百无聊赖，开始一个个记录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

同学和老师拉着手一遍遍地唱《光阴的故事》，晚宴在将近十二点才结束。我看见徐晓楠一个人在等出租车。

下着雪，马路上行人不多。

我和徐晓楠隔街相望，雪片很大，像把人沐在银河里，很快就沾满了头顶和睫毛。我在想，人生真是太漫长，如果我现在过去牵住徐晓楠的手，由此向东走下去，三条街之后，我便和她白头偕老，此生无憾。

可我终究没动，定在原地，远远地，仿佛一个等待被主罚的点球。

女人动了动身子，催促说：“然后呢？”

我说：“你是急着走吗？”

女人开始穿衣服，她直起身，背过手来，轻巧地给文胸系上扣子，轻巧得好像给一段葱白扎上了蝴蝶结。

我没能忍住，凑过去在她背上重重地吻了一下。

女人转过脸问：“还疼吗？”

我说：“还行，昨晚你用啃甘蔗的节奏，把我的右肩咬成了一个烂桃。”

女人说：“然后呢？这个故事是怎样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