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译者序（第7/9页）

另一个不安人物巴伦·特伊夫多少可能和《不安之书》有点关系，他不是该书的作者，而是它的投稿者。佩索阿1928年创造了贵族特伊夫。大概也是在同年，贝尔纳多·索阿雷斯从一个次要的短篇小说家变成佩索阿主要散文作品的作者。和索阿雷斯一样，特伊夫也过着沉闷的生活（沉闷这个词在书中再三出现），也发现生活无聊乏味，毫无意义，对不归路和无救赎的观点也心存怀疑。他写于自杀前的“唯一手稿”《禁欲主义者的教育》在旅馆抽屉里被人发现，据推测作者是佩索阿，后者在一篇序言片断中对巴伦和那个会计进行了比较（见附录三）。佩索阿写道，他们的葡萄牙语相当，然而，贵族巴伦思路清晰，文笔明快，能控制情绪而不是感觉，而会计索阿雷斯对情绪和感觉都失控，他的所想取决于他的所感。对于这种微妙差异，佩索阿自己也并不总是有把握，因为他给一篇短文（第207篇）标上“不安之书”（或者特伊夫），还有少量其他短文明确标上特伊夫的名字，随后将它们放进装有《不安之书》素材的大信封里。难道他要夺走巴伦的“唯一手稿”的部分内容为贝尔纳多·索阿雷斯所用吗？很可能是这样，因为特芙夫的作品和它“唯一”指定的暗示相反，是一堆相互没有关联的片断拼接成的大杂烩，佩索阿或许已经没有信心将它们整理出来，《不安之书》内容更广，更无序，但佩索阿因太过热衷清晰而放弃了整理。

除了威胁到巴伦的著作成果，外表谦逊的会计索阿雷斯还借用了大量署名为佩索阿自己的诗歌。上面提到的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文学作品详细目录不仅包括早期的诗散文，还包括《斜雨》（写于1914年，发表于1915年）、《十字路口的车站》（写于1914至1915年间，发表于1916年）和其他佩索阿的诗歌，它们基于“极端感觉主义的体验”而写。这些诗歌几乎和《在隔离的森林里》写于同一个时期，共饮后期象征主义之水，因此，佩索阿有段时间认为，不妨将它们拉到同一个屋檐下，也就是详细目录开头引用的道拉多雷斯大街。事实上，这个详细目录可能既是索阿雷斯的摘要信息，又是《不安之书》的目录表。在那一页的底部，我们发现这样一句奇怪的观察：“索阿雷斯不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不符合标准，它不像散文那样持久。他的诗歌是对散文的一种抵触，是他的一流作品的败笔。”

二十年代后期，佩索阿对过去十五年里以自己的名义写作的“交叉主义”和“极端感觉主义”诗歌产生一种矛盾感。将它们重新纳入到《不安之书》，不仅能把佩索阿的名字从一时的尴尬中解救出来（他因作为这些文章的作者而感到尴尬），还能通过对上下文语境的强化来补救它们。但这只是一时之念。在和详细目录一样被打出来的增补注释中（见附录三），我们读到：

后来，对于我曾经误认为应收录进《不安之书》的多首诗作，已另外编撰成书；这本诗集应该选取一个合适的标题，从而说明该诗集中收录了如同废物一般的诗作，或应该加有旁注——即可以使人联想到超然的文字。

佩索阿总是和他的“半异名者”一样犹豫不决，他又回归到自己的原计划：一部用优雅甚至有诗意的葡萄牙语撰写的散文，但仍然且始终是散文。是什么使他产生了将诗歌融入进去的想法呢？

《不安之书》成为受佩索阿钟爱的计划，即使有些不恰当，他竭力试图将迥然不同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被编入《不安之书》的散文如此多样，以致聚合它们的新作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职责要远远大于一个日记作者。为了把索阿雷斯打造成一个可信的多面手作者，佩索阿决定彻底扩宽他的文学领域，使他甚至成为一个诗人。如果从根本上说，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和里卡多·雷斯这样的诗人也写散文，为什么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就不能写诗呢？但是不：这只会把事情搞复杂。佩索阿意识到这一点，他放弃了之前的想法，重新收回安在索阿雷斯名下的诗作。从一封写于1935年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推知这一点，信里援引《斜雨》作为“本名”作品（属于佩索阿自己的作品）。然而，索阿雷斯保留了已继承的诗散文，他通过自己的实践使这种继承合理化，在写于1932年11月28日的那段节选（第386篇）中大显身手，那篇文章显然是《在隔离的森林里》的续篇。在另一篇文章里（第420篇），索阿雷斯巧妙地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丧礼进行曲》带到了道拉多雷斯大街。在和自己的创造性和理智上不可救药的混乱倾向作斗争时，佩索阿至少为《不安之书》找到了一种相对统一，“但不要放弃其深刻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梦幻状态和逻辑上的支离破碎特点”（见附录三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