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8/9页）

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可能本来就不必期望过高。要坚持种族平等但不要对种族融合期望过高，要保护高端文化但不要对社会文化期望过高，要撤除对爱情的社会障碍但也不要对完美的爱情期望过高。总括到幸福，这里我们更多地要和充满各种欲望（物欲、性欲、爱欲）但自身又是有限的人性打交道，故而对总体的幸福也不要期望过高。我们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过高。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它并不能够确保普遍幸福，更不要说每个人都幸福了。

幸福也无法总是狂喜，可能就是安宁平淡的生活。作者谈到东、西柏林的人们今天还是不太来往时说：“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让人无从追忆。”这种状况大概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狂欢都不会持久，长久隔绝的人们也不会那么容易重新融合，但那墙无论如何都还是应该推倒。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幸福其实是很普通的，就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之中。而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种种与责任、感情，乃至一种感觉到不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看来平凡的天伦之乐。

各人的幸福只有各人自己知道，也需要各人自己去创造。社会怎样能让有些容易敏感不幸的文学艺术家也感觉幸福，这的确比较难办。尤其在性爱的问题上，大概注定是要有幸福与不幸之分的，因为一般的性爱注定是有某种排他性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理想社会、任何一座城市或者国家，都不可能“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再美好的地方，大概也不会没有失恋之痛，除非对所有人有一种先定的“爱恋基因”的安排，但那是更可怕的。制度只能尽量排除那些阻止人们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却不能担保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或者所有人都得到自己的心爱。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时代中有些人更多地得到爱慕，固然会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但这归根结底大概也还是得由个人去决定。制度体现爱心只是因为它能创造可以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还有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们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像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说这体现了一种爱心的话，那么这爱心实际是一种不忍之心、同情之心。

我们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不设限的，但对社会、对政治的期望却可能是设限的。我们要谨慎地区分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自己的愿望和他人的愿望，不要轻易将自己的感受和愿望错认为普遍的感觉和愿望。如果自己真的就是命定地属于少数，并且承认和接受自己就是少数，或许心态还能更好些，或更平静些。当然，社会也还是要有一种理想主义。一个健全且始终保有希望的社会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者生存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些人去做不懈的、至高的精神追求。甚至我们也还是要以一种信仰的态度去追求那初看起来似乎不高的对于社会和制度的期望，因为它也仍然是相当难以达到的。至于个人，当然可以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付出无限的期望、无限的努力，只要不越过侵犯他人和社会的道德界限。

作者的爱其实也已不再局限于性爱，他发现自己还“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他说他可以直视传媒大亨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这一种坚持是让人感佩的，个人也要为之付出某些代价。或许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后还是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作者在美国生活20多年，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显示出一种相当精致、干净的文字之美，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也是很真实的，虽然窃以为其中有不少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作为我们家园的故国是富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它们还可以告诉那些努力奋斗、争取平等自由和法治民主的人们，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即要准备这一过程将相当艰巨，而且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结果，可能在某些方面又让人失望。作者写道：“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但如果有心理准备，我想也就不会那样“酸楚”了。我认为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沉闷”和冷遇的。历史并没有那样嘲讽。无论如何，这一目标还是值得努力奋斗去争取的，不仅是为了少数，也是为了多数；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