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第6/19页）

莫高窟作为敦煌石窟的象征，余秋雨先生说，“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在灿烂的阳光下，莫高窟背倚苍凉的鸣沙山，在高大的白杨树掩映下向世人绽露着神秘的微笑。古老而怆然的岁月，让固封的淳朴开放为久违的花香。如果把莫高窟历经的风雨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我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举目望去，在长达一千六百多米的岩壁上，层层排列着数百个洞窟，像千门万户鳞次栉比，又像无数蜂房错落镶嵌。一条泉河蜿蜒穿过，呜唱着汩汩欢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茫茫戈壁中，竟会奇迹般地出现这么一片美丽可爱的绿洲。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那一年，一位叫乐樽的和尚风尘仆仆地云游到此，夕阳从鸣泓山斜照到对面布满云母的三危山上，映射出万道金光。乐樽和尚产生幻觉，仿佛看到千尊神佛时隐时现，他以为佛祖显灵，决意在这片圣地上驻锡礼佛。于是，他在面对着三危口的鸣沙山最东端开凿了一个佛窟，“架空镌岩，大造佛像”。从此，那些躲避战乱、受雇于此的民间艺人，苦孤诣，丹蘩妙化，手中驱山走海，笔底咳云吐雨，描述了难以计数的彗动离奇的佛经故事，塑造了数千尊神态逼真的佛像，或为积善成德，或为福禄长久，或求丰衣足食，或求旅途平安，繁浩、精细的工程延笃了十个朝代，历时一千多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方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为一体的艺术殿堂。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面对漫长的修建历史，余秋雨先生在《莫高窟》中感慨地说，“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对于洞内的壁画，余秋雨先生说“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

莫高窟在千年的岁月更替中，是理想的佛门静地，静静的，只有轻轻的诵经声伴着缭绕的袅袅青烟。夜阑人静，佛者青灯黄卷物我两忘，真是肉身和心灵的理想天堂，是超凡脱俗的极乐世界。这种理想的沉寂一直持续千年。这是何等的好，这是何等的妙。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讲：我们在进行科学或哲学思维时，思考仍停留在意识形式之内，而古印度哲学似乎是超越意识形式的，追求一种超验的体会。正是这种古哲学氛围滋养了佛祖，使他在深思49天后的一个美丽夜晚终于获得了觉悟。主张人们以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面对世界，通过无限的慈悲、怜悯、宽容和善意使这个世界趋于平和。

但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再把心思放在这么一块荒僻的地方，莫高窟就此喧哗了。一个叫王圆箓的逃荒道士接过了敦煌的这块瑰宝，在这里安下了家，成了守窟的人。这是历史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秋雨先生曾在《美的无奈》中说过，“天下文明的沦落，不一定是由于地震或战争”。莫高窟的浩劫就验证了这句话。这个王道士他身上保有着中国人的良好修养：勤劳、好客。每天早上，都要用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洞窟的铁锁，仔细地审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不符合他一个道士的身份。至少那些彩绣辉煌的飞天就不合适，于是，找来匠人，粗略地改造了一下，五颜六色的墙壁经白灰一粉刷还真亮堂。1900年的一个早上，这个王圆箓打开了一个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历代经书文物的洞穴。这些文物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这次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可是王道士好客啊，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他只收取了几个小小的铜板，就让这些原本愿意为之送命的强盗轻而易举地用牛车载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卷。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说过，“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可是，对于存在的文明视而不见，一文不名，又何尝不是悲剧呢？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人来了，有人掀走了壁画，有人搬走了雕像，有人运走了经书，有人拿走了织绢和绘画。俄国的、日本的、匈牙利的、法国的……他们拉走了一箱又一箱，拉走了一车又一车。莫高窟在哭泣，在西北苍凉的风中耸动柔弱的肩无助地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