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2/14页）

书法艺术要求美，要求古雅，当然用毛笔是最佳选择。毛笔写字，可大可小，可粗可细，能够充分发挥笔画变化的书写艺术。中国的书法和毛笔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它们和中国文化一样古远而灿烂。

甲骨文中有“聿”字，像手执笔。“聿”是“笔”的初文。《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此秦制字，秦以竹为之，加竹。”从“竹”从“聿”是秦国的新造字。简化字改为从“竹”从“毛”，突出了毛笔的特点。

传说，笔是由秦国大将军蒙恬所造。西晋崔豹《古今注》中有记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作秦笔耳。”所谓蒙恬造笔，实际不是发明，而是改进。蒙恬是统一六国的功臣之一，在秦始皇在位时，领兵驻守边关，修筑长城，北逐戎狄，威震匈奴；秦始皇崩，赵高矫诏赐死，蒙恬自杀。蒙恬只是一员武将，不是文臣。何以武将造笔，而不是文臣造笔呢？《说文》中有记载：“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当时的戍边大军，需要书写大量文书，向皇帝报告。文字应用如此频繁，从而促进了文字的简化和笔的改进。蒙恬作为大军的主将，将军中的制笔技术做以改进，在古代是理所当然的。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中写道：“秦所用系竹笔，如木工墨斗所用者。”这便是竹笔。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墓中出土了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笔三支，笔杆竹制，上尖下粗，下端镂空成腔，以容笔毫。制法跟现代相似，据专家推测，这可能是蒙恬改进以后的形制。

毛笔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书写工具。上至君臣，下至庶民，但凡书写，都离不开毛笔，所以古人对于毛笔是极其重视的。晋成公这样写道：“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烦，非笔莫记。笔者毕也，能毕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甚巨，安可文房清供而小之？”而一般的使用者，只把它当成一种书画工具来看待，没有把毛笔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更没有把毛笔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而把毛笔提升到文化理念来认识的，在当代首推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永字八法》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毛笔。周老很反感时人把毛笔当作一种工具来对待，以至轻漫的态度。周汝昌先生认“毛笔——柔翰，是人类最高智慧创造中的一个重大品种。”“没有毛笔，不仅仅中国艺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连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也要大大不同。”他还说“西方文化艺术，其所以不能与中国相同——表现不出生动的气韵，高深的境界，正是由于不懂毛笔，不会使用毛笔，不理解毛笔的性能功用之奇妙。”这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认识了中国的毛笔，并为我们祖先这一伟大的发明感到自豪和骄傲。毛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伴随着中国的文字，从远古走到今天，走过五千多年的悠悠岁月。并且只要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字的存在，毛笔就将永远存在。它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一样强大。

很多人为求一支得心应手的毛笔，所到之处见笔则购，然称心者往往十之一、二。书画之道即制笔之道。书画与毛笔本是互为体用的关系。在古代有许多集书画、制笔于一身的人，比如韦诞、王曦之，都是既擅书法，亦精制笔的名家，并都有笔经传世。王曦之制笔乃为自用，有友人求其笔，尚且吝而不与，更无外售，可见精品笔制作之难。后世，尤其是到近代，从事书画的人士，因制笔工艺的繁琐，懒加问津，渐相脱节，各分途径，两不相关。用笔者不知制笔之难，即或感知笔不称手，却不知如何改进；制笔者不懂书画，不知写兰亭当用什么笔者居多。

用于制作毛笔的动物皮毛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人工饲养的，如羊毛、马毛、猪鬃，也有野生的，如山兔毛、黄鼠狼毛，石獾毛等。根据“仓吉造字兔夜哭”的传说，可以认为最早用于制笔的材料是野兔毛。从出土的战国笔、秦笔、汉笔的笔头材料中，可以左证野兔毛是最早被采用的笔头材料。

中国之制笔技艺，伴随着汉文化的萌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成长过程。至汉代，制笔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后历代的制笔工艺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和创新。有的只是在笔杆文化上拓展领域和空间，汉笔工艺标志着中国毛笔的制笔工艺已进入了完全的成熟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毛笔的制作工艺的成熟，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历代文化人的热心参与，有了这些人的参与，毛笔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才不断地得到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