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14/15页）

◎隐逸人格的风度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江南小镇》

余秋雨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传统文人的历史文化处境，“隐逸人格”也就成为其散文所探讨的重要内容，其中，《沙漠隐泉》、《庐山》、《江南小镇》、《寂寞天柱山》、《藏书忧》等篇章都塑造了高标出世的隐逸形象，或是表现了浓厚的隐逸倾向。中国文人这种隐逸人格的存在，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的教育信仰密切相关。对精神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人在声色犬马之外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

有少数的文人确实是投身佛道之中的，如李叔同。但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将佛道当成一种风雅的娱乐。他们往往淡出了政治舞台，却很容易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并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美创造中建构和显现了人格精神，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生产活动中体会和享受到了成功与超越的乐趣。他们喜欢同僧道往来切磋，如唐朝的白居易、王维、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等等。多与僧人交游，从这些高僧大德超凡脱俗的气质中受到启发，从而写下许多千古绝唱。名臣如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耶律楚材，本身即是佛门居士，事出家人为师。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佛学宗师慧远与庐山文化的形成有着不解之缘。慧远一生的弘法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出家到五十岁，他一直跟随师父道安，学道修行，风风雨雨几十年，由一个年轻的俗家才子，成长为一个品性高尚、学养渊深的佛教徒；五十岁时与师父在襄阳分手后，慧远在庐山结庐，创建东林寺，此后三十年，他迹不出庐山，与俗世相隔绝，一心向佛，使庐山成了江南的佛教中心，他也因而成为一个为天下人所尊崇的佛教领袖，慧远的名字同庐山一起传遍了天下。

慧远在寺中专注修行的三十余年里，史载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即使是送客，也从不越过寺前那条清澈的虎溪。传说一旦慧远不慎过了虎溪上的石桥，山上便有灵虎呜号。

有一天，《桃花源记》的作者、著名诗人陶渊明与简寂观道教宗师陆修静同时造访慧远，三人的性情兴趣都十分投合，因此一谈起话来便欲罢不能。直到慧远送他们离开时，依然无法止住彼此谈话的兴致。在不知不觉中慧远破了戒，越过了虎溪。此时神虎就大声鸣吼了，三人这才惊觉发生了破戒情事；然而他们不是痛苦自责，反倒是彼此理解，会心的相视大笑。于是这过溪的场景、朗笑的刹那，便成为千古传唱的佳话，留下了“虎溪三笑”的美谈。此情此景成了历代画家偏爱的作画题材了。后世一直将《虎溪三笑图》所绘之内容，视之为儒佛道“三教亲和，原是一家”的象征，并以宋代石恪所绘为最古。

慧远所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他晚年生活的庐山，既是一个佛教中心，又是一个杰出的文人集团，在他的周围有一批才华卓越的文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慧远的身边，聆听大师的讲话，并与他论道谈诗，结社修行，共期佳境。人们爱他的经文，也爱听他留给后世的种种传说。慧远不仅赢得了同道、信徒的崇敬，而且还受到了整个社会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文有儒士、武有将军的崇拜。慧远颖悟而超然的一生，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添上了精妙的一笔。

与苏东坡同一个时代的佛印禅师，是以文学和佛学而名闻全国的一位高僧。他小时候是一个神童，三岁就能背诵唐诗，到五岁入学读书时，那本《唐诗三百首》，他已能够背出二百多首。于是，老师教他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因为他聪明过人，不久五经也都通晓了。接着，他开始研究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有一天，他到一座叫竹林寺的庙里，读《楞严经》，这个神童，越读越有兴趣，他发觉这才是真理。到十六岁时就出家专门研究佛学了。佛印禅师因为德学兼优，名闻全国，神宗皇帝颁赐一个“高丽磨纳金钵”给他，以表扬他的道德；当时很多佛寺都请他去住持。

当佛印禅师住持庐山的归宗寺时，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黄州位于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的庐山，正好隔江相望；因此，苏东坡就时常坐船过江，找佛印禅师谈禅论道，他们两人越谈越投机。由于会晤的次数多了，交谊也日渐进增，有时候他们在谈话中也开开玩笑，从开玩笑中揭示佛教的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