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俄剪影[1]（第8/9页）

逝者们或许会说“是的”，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活着的人们却肯定会高声喊道：“不！”后一种反应在伦理上的暧昧原本是可以搪塞过去的，若非由于它立足这样一个荒谬认识的话，即发生在第三帝国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并非如此。在德国持续了十二年的一切，在俄国则延续了七十年，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所付出的代价，则几乎高出五倍。对于革命的东亚诸国、柬埔寨、伊朗和乌干达等国而言，这样的比例似乎也不难形成，因为，在统计人的损失数量时，他们的种族属性是不起作用的。不过，如果说我不愿意延续这条思路，那是因为这相似过于醒目，令人不适，因为这样会过于轻易地犯下一个方法论错误，即将这种相似发展成为一个可被认可的证据，用以佐证之后的法则。

我想，历史的唯一法则就是偶然性。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生活越是规范，便会有越多的偶然性被排挤。这种情况持续得越长，便会积累起越多被忽略的偶然性，而在我看来，偶然性会索取自身权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不应赋予某一抽象的思想以人的特质，但是，一位诗人曾经说过：“记住，火与冰/距温适之城/绝不超过一步；那座城/对两者都是一瞬。”^{[15]因此，我们应该倾听这一警示，因为如今，这座温适之城已发展得过于庞大了。}

这是理解历史法则的最佳途径。如果历史终将如其所愿被纳入科学，那么历史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其探寻之实质。如果存在某个关于万物的真理，这真理大约也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考虑到人类的新来者身份，也就是说，世界出现在人之前，因此，关于万物的真理注定是非人类的。因此，关于这一真理的任何探究均近乎一种唯我论练习，差异仅在于紧张和勤奋的程度。就这一意义而言，那些表明了人类之无足轻重的科学发现(更遑论他们诉诸的语言了)就比当今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更接近于那个真理。或许，原子弹的发明就比青霉素的发明更接近于那个真理。或许，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一种得到国家支持的兽行，其中就包括战争和种族灭绝政策，也包括那些自发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不理解这一点，历史就永远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猎，猎人们就是那些具有神学嗜好的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嗜好的神学家，热衷于赋予他们的战利品以人的相貌和神的意图。但是，探究的人性化似乎并不能赋予其研究对象以人性。

去做一名游牧者的最好理由并非清新的空气，而在于摆脱社会的理性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以对历史的理性主义阐释为基础；因为，面对社会和历史的理性主义态度就是在无忧无虑地逃离人的直觉。一位十九世纪的哲学家能这样做。而你们却做不到。如果无法在肉体上成为游牧者，那也至少应在思想上成为游牧者。你无法拯救你的皮肤，但是你可以拯救你的思想。应该像阅读小说一样来阅读历史，即阅读故事，阅读任务，阅读场景。简言之，阅读其多样性。

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通常不会把法布里斯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联系在一起，不会把大卫·科波菲尔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联系在一起，也不会把冉尔让和克莱丽娅·孔蒂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均大致属于同一世纪的同一时期。我们不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不同的世纪之间也没有关联，或许仅有朝代的延续和交替。历史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其馆藏文学作品的差异更多地在于它们的风格而非它们的主题。以一种宏大方式思考历史暴露出的是我们的自我膨胀——读者自诩为作者。要想给这些书卷做卡片索引——更不用说将它们彼此联系了——只能通过花费时间去阅读它们来完成；无论如何，这要花费我们的脑力。

此外，我们对小说的阅读大多是飘忽不定的，有的小说自己找到了我们，有的相反。在这项活动中左右我们的既有我们的趣味，也有我们的休闲环境。可以说，我们在阅读时就成了游牧者。历史也应如此。我们只需谨记，线性思维作为一种叙述手法，一种修辞，对于历史学家的手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16]，但它对于历史学家的受众而言却是一个陷阱。孤身一人落入这个陷阱是可怕的，众人一同落入这个陷阱则是一场灾难。}

一个个体，尤其是一个游牧的个体，能较集体更敏锐地感觉到危险。前者可以做三百六十度旋转，后者却只能看到一个方向。一个游牧者，一个个体游牧者，其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去构建历史，去构筑他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或文艺复兴，他可能依据年代顺序，也可能不按年代顺序，肆意妄为，只是为了把它们都变成自己的东西。要想同时生活在很多世纪之中，这其实是唯一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