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05年9月1日夏威夷州考爱岛　在盛夏的雅典跑第一个42公里（第2/5页）

八月就这么挥着手去了，似乎挥手来着。进入九月，练习风格为之一变。此前的三个月，“是积累距离”，不必思考困难的问题，只是渐渐加快节奏，每日只消一个劲儿奔跑。打造综合性的基础体力，提高耐力，强化各个部位的肌肉，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铆足了劲，提升士气。那时的重要任务，是向身体发出通知：“跑这么些，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通知”云云当然是比喻，如何使用语言去命令，身体也不会这般容易地俯首听命。身体乃是极为事务性的体系，只有耗时费日，断续地、具体地给它痛苦，它才会认识和理解这信息，才会主动地(也许不能如此说)接纳给予它的运动量。我们再一点一点地将运动量的上限提高。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别让身体超负荷。

进入九月，离正式比赛还有两个月，训练进入了调整期。忽而长的加短的，忽而软的加硬的，使之有张有弛，完成从“量的练习”向“质的练习”的转换。定好在距离赛事一个月左右时，让疲劳迎来最高峰。这是重要的时期，必须一面小心翼翼地和身体对话，一面将训练向前推进。

跟落脚于考爱岛某处拼命练习的八月份不同，九月份得长途旅行，从夏威夷去日本，再从日本去波士顿。在日本期间会很忙，不能像此前那样，只管拼命跑步便可。奔跑距离的下降，需要通过训练计划的巧妙安排，高效地予以弥补。这话我不太想说，最好把它悄悄地塞进壁橱藏起来：上一苦果。

这种苦头我再也不想吃第二遍!当时，我沉痛地想。这种寒冷彻骨的悲惨记忆，我不愿它再来。下次参加全程马拉松，我要回归初心，从零出发，发奋努力；周密地训练，重新发掘自己的体力。将每一颗螺丝都仔细拧紧，看看究竟能跑出什么样的结果来。这就是拖曳着痉挛的脚步蹒跚在寒风中、被许多人超过时，我心中想的事情。

一开始我就打过招呼，说我不是好胜厌输的性格。输本是难以避免的。谁都不可能常胜不败。在人生这条高速公路上，不能一直在超车道上驱车前行。然而不愿重复相同的失败，又是另一回事。从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在下一次机会中应用。尚有能力坚持这种生活方式时，我会这样做。

面向“下一次马拉松”，即在纽约市举行的比赛，我一面继续训练，一面伏案写作这样的文字。搜寻着记忆，逐一追忆二十多年前，我还是初练长跑时的点滴，翻出那时记下的简单日志重新阅读(我生性写不了日记，唯有跑步日志记录得还算仔细)，汇总成文。既是确认自己一步步走来的足迹，也是发掘自己在那个时代的心迹。既是告诫自己，也是激励自己。更是为了撼醒冬眠于某一时辰的某种动机。说穿了，就是为了明确思考的途径而写文章。结果，这也许变成了一部以跑步为基轴的“回忆录”。

话虽如此，此刻占据我大脑主要部分的，却并非什么“记录”，而是如何以像样的成绩，跑完两个月后鸣枪开跑的纽约城市马拉松。该如何打造自己的身体，才是目下最重要的课题。

八月二十五日，美国的跑步杂志《跑者世界》前来拍照。从加利福尼亚来了一位摄影师，花了一整天时间拍摄我的照片。此人名叫格雷格，是个热情的年轻摄影师，将足以装满一辆轻型小货车的器材，用飞机不远万里地运到了考爱岛来。不久之前已采访完毕，这次是拍摄用于配合文章的照片，肖像照，以及跑步时的照片。似乎坚持参加全程马拉松的小说家并不多见(并非完全没有，只是为数甚少)，他们对我那“跑步小说家”的生活状态产生了兴趣。《跑者世界》在美国是一本阅读者甚广的杂志，所以在纽约也许有很多人跟我打招呼。想到这里，越发觉得不能跑得太不像话，不禁越发不安。

且将话题推回一九八三年去。回到那个杜兰·杜兰乐队和霍尔与奥兹二重唱风靡一时、颇令人怀念的时代。

那一年的七月里，我去了一趟希腊，要独自从雅典跑到马拉松，将那条原始的马拉松路线——马拉松至雅典——逆向跑上一趟。为什么要逆向跑呢?因为清晨便从雅典市中心出发，在道路开始拥堵、空气被污染之前跑出市区，一路直奔马拉松的话，道路的交通量远远少得多，跑起来比较舒适。这不是正式的比赛，自己一个人随意去跑，当然不能指望有什么交通管制。

为什么特地赶到希腊去，独自跑那四十二公里呢?那是因为偶然有一家男性杂志找上门来，约我：“愿不愿去一趟希腊，写写相关游记?”这是一次媒体采访旅行，由希腊政府旅游局主办策划。说是好多家杂志共同参与，旅游路线包括了老一套的遗址观光、爱琴海泛舟之类，只是待这些完结，归国的飞机票可以自由指定日期，在当地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对这类全包式观光旅行本来没什么兴趣，可是旅游结束便一切自由，这一点却魅力十足。再怎么说，希腊毕竟有马拉松的原始路线。我想亲眼看看这条路线，甚至可以亲自跑上一段。对于刚刚成为长跑者的我，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