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情慾孤独(6)（第2/3页）

拋开结局的束缚

卡繆的《异乡人》（Lé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étranger这个字中文译為「异乡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故事叙述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槍，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槍无关，而是举证他在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俏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懺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槍，不要说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他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準。

在国内不会有人以陈进兴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裡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裡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裡，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槍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们总认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裡，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眾不能接受，因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裡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台湾在经歷这麼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导，甚至在餐厅裡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裡？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裡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於跳脱大眾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為这是结局，就会以為「他只是

在作怪」，当你拋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於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裡，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裡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睞——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