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革命孤独(3)（第3/5页）

我在参加野百合学运时，坐在夜晚的中正纪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昼的激情过后，到了夜晚，广场上年轻革命者的叫嚣都沉睡了，我看到广场上一个一个的睡袋，一张一张稚嫩的脸，有的睡袋裡是男女朋友相拥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种省思，并且感觉到自己与这些年轻生命的关联。如果说我爱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

做為一名女子，如果对所爱恋的男子的意见不断猜测，相信是坚决的要那其主义者的他所鄙视与反对的吧。

有一次叶子问起他有关女子头发长短的问题时，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说：「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会以男子的悦乐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

他说完之后，似乎也自觉到对问话者不屑的表情。长久以来和平的安那其主义的内在训练使他立刻对自己的行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有些抱歉地抚爱起叶子的一头长发，安静地说：「叶子，有关头发的问题，并不是安那其主义的重点。」

叶子同时感觉着党人的与男子的爱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时间，她仍然无法调整好那来自肉体的悸动的贪恋与头脑思想中理性信仰的关系。

但是，结果她还是把一头长发剪短了。

她这样想：头发既不是為了取悦男子而存在，过去存留长发的许多近於梦幻的联想其实可以一併剪除。头发的确如领袖所言是最接近人类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带了最多与思想有关的意识型态的辩证在内。

叶子对着镜子，把一片及腰的长发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气，决绝地一刀剪断了。叶子剪完头发，看着镜子裡的自己，有

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彷彿被剪去的不是头发，而是她属於过去没有觉悟的女性的种种。

「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动刀动槍，而是革除掉脑中腐败、霸道、堕落的部分。」

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仅要解除人类在歷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歷史加诸於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併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叁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裡的失败者角

色，其意义与重要性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軻，留在歷史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於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為「小资產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认识自己而產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啟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裡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餵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