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思维孤独(1)（第2/3页）

神创造了人，人却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后被驱逐出伊甸园，开始了生存的意义。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逻辑、理性思维有所不同，但在《圣经》裡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例如神因為不耐人的堕落，发动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表现，神以主观的权威生杀掠夺，他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而且是「绝对的」创造与「绝对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然而，他在发动大洪水前，又有点后悔，好像不是每个人类都那麼坏，而要把所有的创造都毁掉，好像也很可惜。於是，他找了诺亚，要他造方舟逃难。这裡，我们又看到佛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这个汉字翻译是相当地精简，让我们不知道要达到如何的「不可想像」才叫作不可思议，凡可以想像、推理的状态就不是「不可思议」。所以宗教，无论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学系统裡都归於「神学」，与一般哲学的思维做区别。

多年后，我又遇到当年那个哲学系的同学。他做了生意、发了财，穿着西装，有点发胖，我跟他提起齐克果，他有点失神，反问我：「齐克果是谁？」他可能忘了齐克果，我却忘不了他大学时候说，台湾太

湿太热不会有哲学。為了成為哲学家，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家裡整天开着‥‥这大概是成长过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对哲学或思维发生兴趣的事。

被简化的思维过程

思维是什麼？我们都有一个大脑，经由大脑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论、推理，最后下判断，就是思维。

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鉅，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办的过程，视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饗宴篇〉裡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為你会觉得，怎麼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

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為我们其实不太善於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產生思辨。当一个社会裡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產生的时机。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為什麼赞成统一，或為什麼赞成独立。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麼说？怎麼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為什麼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裡，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於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產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嘍。」

因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眾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

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眾，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麼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