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伦理孤独(3)（第3/5页）

许多华人移民到欧美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伦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国后，有一次她很困扰地告诉我，她有一天对七岁的小孩说：「你不听话，我打死你。」这个小孩跑出去打电话给社会局，社会局的人就来了，质问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无法了解，她说：「我是他的母亲，我这麼爱他。」她完全是从东方的伦理角度来看这件事。

对我们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是因為身体是我们对於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当然。可是西方人不这麼认為，他们觉得孩子不属於父母，孩子是公民，国家要保护公民，即使是父亲、母亲也不能伤害他。

现在在台湾，社会局也在做同样的事，保护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胁，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庭仍在抗拒，认為「这是我们家的事」，最后就私了－－伦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眾的部分去讨论。

伦理构成中私的部分，「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的这个部分，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掩盖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时候女儿被父亲性侵害，母亲明明知道，却不讲的，她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是不能外扬的。她没有孩子是独立个体、是公民的概念，所以会去掩盖事实，构成了伦理徇私的状况。

你如果注意的话，这种现象在台湾还是存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没有下结论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人的法治观，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两难的问题裡，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做父亲的拿掉父亲的身分后，是一个男子；做女儿的去掉「女儿」的身分，是一个女性，而古埃及「血缘内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响力，所以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曖昧关系还在发生，只是我们会认為这是败德的事情、不可以谈论的事。而这些案例的持续发生，正是说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艰难裡，才有道德的坚持和意义。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做父亲的必须克制本能、了结慾望，使其能达到平衡，而不发生对女儿的暴力，是他在两难当中做了最大的思维。思维会帮助个体健康起来，成熟起来。

从各个角度来看，伦理就是分类和既定价值调整的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乱伦」这两个字用「重新分类」来代替，不要再用「乱伦」，因為这两个字有很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而说「人类道德伦理的重新分类、重新调整」，就会变成一个思维的语言，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类，华人世界裡也要重新分类，订定搬演的角色，并且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换的机会，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伦理。

前阵子，我有个担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觉得太太管女儿太严，他只有一个女儿，对她是万般宠爱，总是希望能给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觉得要让女儿有规矩，要严厉管教。

从这裡我们看到，伦理与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都有关，伦理不是一个主观决定的东西，而是要从很多很多客观条件去进行分析，得到一个最合理的状况。如果没有经过客观的分析，那麼伦理就只是一种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续中，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受伤。

伦理也是一种暴力？

我们不太敢承认，可是伦理有时候的确是非常大的暴力。我们觉

得伦理是爱，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独裡丢出来的问题：母爱有没有可能是暴力？如果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母爱」，没有一个人会写「这是一种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写出「母爱是暴力」时，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重视。

我在服装店碰到一对母女，母亲就是一直指责女儿，说她怎麼买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这麼难看，所有服装店裡的人都听见了，有人试图出言缓和时，这个母亲说：「对呀，你看，她到现在还没结婚。」我们就不敢再讲话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母亲以母爱之名，什麼话都能讲了。这是不是暴力？

这时候，我不想跟妈妈讲话，我想跟那个沉默的女儿说：「你為什麼不反抗？你的自我到哪裡去了？你所遵守的伦理到底是什麼？」

我在一九九九年写〈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到更有机会去揭发伦理的真相，主角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主角Ming是个大学生，他的爸爸跟母亲已经分居了一段时间，这对夫妻在大学认识，是很知性的人，从来不曾吵架，他们结婚生子是因為遵守伦理的规律，不是因為爱或什麼。

所以当这个父亲最后决定和Charlie去荷兰结婚时，他在咖啡厅裡和妻子谈，他和妻子都回到了个体的身分，他们把家庭伦理假象戳了一个洞，使其像洩了气的皮球，而我想这是一个漏洞，而伦理的漏洞，往往就是伦理重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