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个需要自省的民族（第2/5页）

我们在小田下车，经过一道街，转两个弯就是乡村土丘风景了。水上先生占有了一个山头，修了日式木房子。他坐在轮椅上，含着泪来欢迎我们。他说话缓慢，精力当然大不如前。回想我十五年前首次访日时与他的愉快交谈，得知他有好几处房屋时，我曾引用“狡兔三窟”的中国成语与之调侃，而其他日本友人则惊叹我的成语引用之精当合体。曾几何时，驻颜无术的我们都老了啊。而首次访日时能够见证我这个玩笑用语的井上靖、千田是野、东山魁夷、团伊玖磨等老友皆已乘鹤西去了。团先生还是在苏州，在日中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上英勇殉职的。这次与水上先生的会面能不兴逝者如斯之叹乎？

水上先生把他几次在中国各地旅行的写生图画与写就的散文拿给或送给我们。日语是读不通了，水彩画却显出了先生的绘画才能，更表现了先生对中国山河、风光、建筑、寺庙的感情。他说在中国旅行，常常产生来到自己的文化故乡的感觉。他说他只盼着身体再好一点，坐着轮椅去一趟中国，坐着轮椅围着杭州西湖转上一圈。西湖是太美丽了。

他噙着泪述说着他最忆是杭州的心情，我们也含泪祝福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当然也爱西湖，拜访过水上勉以后，似乎更爱了。文化的力量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蚀骨与永远的。如果我们妄自菲薄，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些，不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胞，也对不起深受中国文化哺育的四方挚友啊。

顺便记一下，在水上先生家不远处，有一座“无言馆”，展览着当年这里的百十名美术学校学生的作品，他们全部是在战争后期被强征入伍，全部死难，白白做了军国主义的炮灰了。每个人的作品都标示着画家的生卒年月，有的死时三十一岁，有的死时才二十一岁，而且都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死的，那时军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败局早定了，但还是吃掉了那么多无辜生命。这个展览馆命名为“无言”，真是意味无尽。

三、旧事与新篇

我到国外访问，一般是持观光者、漫游者、访问者、交流者、游学者、探求者，或者说得媚俗一点叫作充电者的心态。喜其美，惊其异，叹其怪，觅其根，寻其由，找到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与相同的困扰；于是得知识，得见闻，得启示，得刺激，得补充，得新的体验；于是开阔胸臆，拓宽心智，畅游五洲，感受大千，喜而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岂可鼠目兮，耽寸光！与时俱进兮，歌徜徉！

三次去日本都是这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是我过去最不喜的一个短语），灯红酒绿，熙熙攘攘，光光溜溜，客客气气，精精细细，舒舒服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

然而不同，每次赴日都有那么几回，使我突然回忆起了童年，使我的白相之旅触动了旧事，使我的某一根心弦鸣响起来，又亲切、又凄凉、又暗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去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每天听到的“奥啊哟果砸依麻斯”“多模，阿里嘎多果砸依麻斯他”，使我想起了小学时期的日语课，我的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与小学阶段都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度过的，每所小学都有一个日本教官。有一次日本教官在全校朝会上大发雷霆，作威作福。回到班上中国老师很愤怒，就在黑板上写了“亡国奴”与“没骨头”六个字。可惜当时我年纪太小（六周岁左右），六个字里的斑斑血泪我还不懂得。我也记得这个日本教官一次在日语课的黑板上写了“山本”两个大字，讲述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阵亡。也是这个教官，有一次在我的日语课考试卷子上给分偏低，我找他提出抗议，他问我“你认为应该给多少分”，我便随口说了一个高分，他“哈伊”一声，立即照办，将卷面改成了我所要的分数，这使我怀疑了自己高分的价值，也怀疑了自己找上门去索要高分的正当性。我还记得当年用日语排一个儿童话剧的情形，我们后来演出了。从我个人来说这实在不高明，说明我的爱国主义觉悟太低，但我曾经认认真真地学过日语却是千真万确的。小学五年级最后一课日语课文的标题是“中日满亲善合作”，由于全班同学一致抵制，把一个课堂哄成了一锅粥，这节课硬是没有上成。这是聊可自慰的爱国行为吧。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后，我也已经跳班升入了中学，未满十一岁的我才悟到学日语是被强迫，是屈辱，是不堪回首的旧事，今后再不要学日语啦。我也尽可能自觉地把它忘到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