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3/28页）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戡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写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疾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