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第3/4页）

既然个人的生命迟早要失去，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高屋建瓴地俯视它，把它当作你的一次艺术创造实验，这样你反而能真正地体验它、享受它，尽你所能地使它过得有意义。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气魄。战胜生命的苦恼的途径既不是宗教的解脱，也不是长寿的诀窍，而是文化和艺术的创造。

如果说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出发点是肯定生命连同它所包含的苦恼，那么，其归宿点便是以创造的欢欣来战胜生命的苦恼。他说，创造是痛苦的大救济和生命的慰藉。但是要做一个创造者，痛苦和许多变故又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幸福在于创造。”尼采把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变化过程看作大自然本身的创造活动，在这过程中，大自然一会儿创造出个体生命，一会儿又把它毁灭掉。但是，大自然并不因个体生命的毁灭而悲哀，它的生命力太旺盛了，只从这无休止的创造和毁坏中得到快乐。在尼采看来，这就是宇宙本体即生命意志本身的酒神冲动。倘若我们秉承大自然的酒神冲动，不去介意个体生命的毁灭，而只是从创造中体会大自然本身的创造欢欣，我们便在一定意义上战胜了生命的苦恼，达到了自我与绝对的融合。

三

尼采是个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有哲人气质的艺术家。他生前忍受不了刻板的学院生涯，辞去教职，孤独地飘泊在南欧的群山之中。“他的伴侣是——绵亘的高原和弯曲的峡谷。”在飘泊中，他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和无数隽永的警句格言。这个世纪末的飘泊者又自命是“新世纪的早生儿”，他被他的时代放逐，独自伫立在无人攀登的山巅眺望远方，眺望他心目中的新世纪，他相信他在新世纪将被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正是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尼采一度遭到了最惊人的误解。也许，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是过于政治化了，两次世界大战、激烈的政治变动、阶级斗争、政权交替，使得人们习惯于以政治的眼光去理解一切。倘若没有这个背景，尼采妹妹的曲解、纳粹文人的利用，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长久和普遍的对尼采的误解。

毫无疑问，阶级社会即政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他的政治见解必定会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反映出来。但是，哲学与政治毕竟属于不同的层次。哲学面对永恒，政治则面对一时一地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尤其是尼采这样一个具有强烈非政治倾向的哲学家，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最浓烈的政治色彩，结果只能是面目全非了。尼采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他之厌恶政治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与文化是势不两立的。他写道：“任何人的花费归根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力、大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一个人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这种能量），那么，他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颓败的时代：在文化意义上伟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尼采全集》第8卷第111页）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大段摘引尼采的话，是为了说明，正确理解尼采的关键是不要忘记，尼采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尼采要解决的是存在问题，即生命的意义问题，而“每一种相信存在的问题可以由一个政治事件来改变或解决的哲学，都是一种开玩笑的假哲学”——这恰恰是尼采的看法。

政治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现象，它毕竟是人性异化的领域。凡是“突出政治”的时代和民族，人性必遭到扭曲。社会进步的趋势是非政治化，一切政治归于消亡……

尼采的着眼点是文化。为了文化，他反对突出政治。为了文化，他也反对科学至上和物质主义。他指出，科学只关心知识问题，不关心人的内心痛苦，不能为人生提供意义和目标；物质至上更使社会成为财富的堆积场所和文化的沙漠。

可以把尼采的酒神哲学归结为生命和文化两大口号。生命是人生之树的根本，文化是人生之树的花果。第一要肯定生命，为此尼采反对宗教和伦理的人生态度。尼采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因为它把生命视为恶；伦理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以某种绝对命令为前提。两者的共同立场是否定生命。第二要创造文化，为此尼采反对功利的人生态度，政治至上、科学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人生态度均属此列，它们都危害了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