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哲学难题（第3/5页）

为了解释灵魂的来源，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在人性结构与宇宙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人的动物性（肉体）来自自然界（现象界），人的灵魂则来自神界（本体界），也就是他所说的“理念世界”。在“理念世界”中，各种精神价值以最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灵魂由于来自那个世界，所以对于对肉体生存并无实际用处的纯粹精神价值会有渴望和追求。柏拉图的理论后来为基督教所继承和发扬，成为西方的正统。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普遍相信，宇宙间存在着神或类似于神的某种精神本质，人身上的神性即由之而来，这使人高于万物而在宇宙中处于特殊地位，负有特殊使命。人的高于肉体生命的精神性目的实际上已经先验地蕴含在这样一种宇宙结构中了。

但是，近代以降，科学摧毁了此类信念，描绘了一幅令人丧气的世界图景：在宇宙中并不存在神或某种最高精神本质，宇宙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的永恒变化过程，而人类仅是这过程中的偶然产物。用宇宙的眼光看，人类只有空间极狭小、时间极短暂的昙花一现般的生存，能有什么特殊使命和终极目的呢？在此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就更可怜了，与别的朝生夕死的生物没有什么两样。人身上的神性以及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因为没有宇宙精神本质的支持而失去了根据，成了虚幻的自欺。

灵魂在自然界里的确没有根据。进化论用生存竞争最多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的起源，却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事实上，灵魂对生存有百害而无一利，有纯正精神追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倒霉蛋。

夜深人静之时，读着先哲的作品，分明感觉到人类精神不息的追求，世上自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存在，心中很充实。但有时候，忽然想到宇宙之盲目，总有一天会把人类精神这最美丽的花朵毁灭，便感到惶恐和空虚。

这就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人们发现，为生命确立一个高于生命的目的并无本体论或宇宙论上的根据。所谓信仰危机，其实质就是精神追求失去了终极根据。

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可能成为有信仰的人呢？我认为仍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是不回避失去终极根据这个基本处境。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标准不是看他是否信奉某一宗教或某一主义，唯一的标准是在精神追求上是否有真诚的态度。所谓真诚，一是在信仰问题上认真，既不是无所谓，可有可无，也不是随大流，盲目相信；二是诚实，决不自欺欺人。一个有这样的真诚态度的人，不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无神论者或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都可视为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相信人生中有超出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它比生命更重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和献身。他们的差异仅是外在的，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在寻找和守护同一个东西，那使人类高贵、伟大、神圣的东西，他们的寻找和守护便证明了这种东西的存在。说到底，我们难以分清，神（宇宙的精神本质）究竟是灵魂的创造者呢，还是灵魂的创造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有灵魂（即有精神渴望和追求）与有信仰视为同义语。一个人不顾精神追求的徒劳而仍然坚持精神追求，这只能证明他太有灵魂了，怎么能说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呢？

二、死亡问题

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在童年或少年时期，经历过一次对死的突然“发现”。在这之前，当然也看见或听说过别人的死，但往往并不和自己联系起来。可是，有一天，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

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只是因为不可避免，人们便觉得想也没有用，只好默默忍受罢了。

但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死之令人绝望，在于死后的绝对虚无、非存在，使人产生人生虚幻之感。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就不能只是劝人理智地接受不存在，而应该帮助人看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这个界限，死亡当然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便是宗教以及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家的思路。宗教往往还主张死比生好，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接受死亡，而且应该欢迎死亡。人之所以害怕死，根源当然是有生命欲望，佛教在理论上用智慧否定生命欲望，在实践上用戒律和禅定等方法削弱乃至灭绝生命欲望，可谓对症下药。当然，其弊是消极。不过，在无神论的范围内，我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积极的理论能够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