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第2/3页）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

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它，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合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

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哎——”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紧，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有手艺的人则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呢。我还作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作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