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巴赫先生（第4/6页）

用家长们的话说，“五分能甩掉多少人呢！”

这些优厚的条件是乐团曾经招揽人才、走向兴盛的源头。兴盛过后，便成了隐患——为了择校和加分，什么样水平的学生都能找到门路加入，家长们各显神通。巅峰时刻，第一小提琴组至少挤了二十四个人，大提琴坐了八排，远超三管乐团的编制。

一次排练《轻骑兵序曲》，中间一段颇有难度的小提琴合奏总是乱套，指挥老爷爷抓到两个连弦都对不准却还拉得尽兴的第二小提琴手，气得摔了指挥棒。

乐团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继续装聋，痛定思痛说，得考试。

弦乐考的就是《轻骑兵序曲》的选段。

大提琴的首席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已经在这个乐团很多年，读的就是重点校的艺术班，再忍耐一年便可以拿中考加分资格了。我刚来不久，空降大提琴副首席，她看我从来没有顺眼过。

因为她琴拉得巨烂。

这次考核让她如临大敌，通身无处发泄的怒火和焦虑，让她开始欺负我。

每个周日下午排练结束时，都是大厅最混乱的时候，我们集体涌向仓库去归还公用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缺心眼做的设计，一整面的架子，居然是小提琴摆在下排，大提琴摆在上排。

我发育晚，小学不长个，五年级的个子比琴也高不了多少。

首席从背后拍拍我，说，你帮我们几个看一下琴，我们去个厕所就回来。

于是我乖乖地站在那里等，怀里一左一右各抱着一只，脚边还躺着三只。等了很久，看到窗外，她们几个背着包，笑嘻嘻地，手挽手走出了院子。她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大厅都走空了。我气得发抖，踩在椅子上，颤巍巍地将五把大提琴放回了架子。

考试的时候，首席从小房间脸色苍白地走出来，我目不斜视地走进去，演奏表现几乎是报复性地好。

我足足欣赏了两个星期首席的仓皇。其实我知道赢不了她的。结果公布，全场的座次，一个都没有变，大提琴还是挤了八排，第一小提琴还是二十四个人。

团长怎么可能把收过的礼都吐出来？我以为这个道理首席早就能够想通的。

我俩之间的龃龉并没获得太多的关注，因为焦点永远都在第一小提琴身上。

就算对交响乐再无知的观众也知道，小提琴坐第一排最外面那个人，演出结束时是可以站起来和指挥拥抱的，全乐团再无别人有这个殊荣。

而第一小提琴的副首席比首席出色得多，这是被当众验证过的。副首席漂亮地完成solo，首席只会嘿嘿一笑吐舌头。

她们之前都被团长表面的严肃唬住了，此刻劫后余生，高兴地在休息时宣布要请大家吃冰淇淋。我坐在原地喝酸奶，无悲无喜的状态让指挥误以为我还只是年纪小不懂事，但小提琴副首席也坐在原地，她擦眼镜，眼镜布却盖在眼睛上。

这种时候怎么能哭呢，我心想，硬憋也要憋住啊。

大厅乱得像水开锅了。指挥坐在小台子上，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点窝囊的老头。

他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俩把那一段，重新拉一遍吧。

我们合奏。他坐着给我们指挥。

结束后，指挥拥抱了一下副首席的姑娘。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时候已经在学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了。我曾经为了考级，苦练过很多奏鸣曲和协奏曲，技术上都比巴赫要难，但巴赫是第一次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想哭。

它是那么美，庄重、平衡、和谐。它不想被我们演奏。

我学了几年的琴，才终于发现音乐在虚荣、攀比、争气和烧钱之外，最单纯的美。

我学琴的动机注定了与它无缘。我爸妈和介绍人想要的是“好气质”和“有退路”，乐团的孩子们追求的是升学和加分，我们向古典乐要未来，向艺术要功名，向美要意义。

美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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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前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李老师的另外两位高徒在初中的时候分别考入了两所著名的音乐附中，脱产备考，背井离乡。

两位师兄师姐比我大很多，在民乐团带过我，放假回家时特意找我爸妈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准备好至少十几万，提前去拜考官为师，既是为了突击也是为了“意思意思”，不管你琴拉得多好，这道程序总归是要走的；爸妈要做好两地分居一两年的准备，总要有一个家长去全程陪护……

最重要的是，“千万想好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爸妈愁肠百结。本以为多年学琴已经是下血本了，只为换一条四通八达的路，没想到更大的坑在前面。

小学毕业的夏天，我顺利地考完了十级，得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比赛的全国金奖。